有的女孩的爱情就是一件“百鸟衣”

在福建拍《我的早更女友》期间，周迅找导演争执了好几次，她觉得佟大为扮演的角色太完美了，“会误导观众”。

“这男人太好了，没有这么好的男人，不现实。导演没改，导演说电影嘛，要有一个美好的感觉，可正因为这种美好害了很多人。”周迅说。被导演拒绝后，她跑去跟经纪人陈辉虹表决心，以后要拍就拍真实的情感状态，不拍这种了，这是假的。

4 月 26 日，电影杀青，从进福州机场大厅到落地北京、取行李、出航站楼，摩肩接踵的人群里，周迅一路牵着男友 Archie 的手。《人物》记者问，恋情尚未公开不担心被拍到吗，周迅困惑地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不是对他全部认真的话，那跟他在一起干吗？对他全部认真的话，拍到就拍到啊。”

“有些时候很奇怪，我和他（经纪人陈辉虹）明明是朋友，被很多人说成我跟他是一对的，然后明明我跟我男朋友手牵手，也没人拍。”周迅无奈地眨眨眼睛。5 月 8 日，周迅索性在微博上贴出了两人的合影和 Archie 的百度百科，“请大家多多关照”。

《人物》记者第一次见到周迅时，她裹在那种恰到好处的香奈儿小黑裙里，双腿交叉，用坐在高高吧凳上的姿势端坐在宽沙发上，看上去严阵以待。熟悉之后，周迅说，早年她打死也不这么穿。那时她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好，就是摇滚精神。而那些涂红指甲油、穿裙子、蹬高跟鞋的“都是傻×”。她永远只穿夹脚拖和牛仔靴，涂黑色指甲油，披着铠甲一样重达半斤的皮夹克。

她的成长过程沉迷于爱情电影和情歌。电影里，男孩和女孩所有的时间都在恋爱，每一天每一步都快乐，情歌歌词也是“打死都要在一起，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周迅一度相信男孩只有一种，就是电影里那一种，高大英俊，又酷又痴心。

从《苏州河》的贾宏声，到《那时花开》的朴树，再到《射雕英雄传》的李亚鹏，当她自己成为电影女主角时，她自然而然地爱上了电影里的男孩。编剧史航说，有的女孩的爱情就是一件“百鸟衣”，她总得遇上 100 只鸟，每只拔一根羽毛，用 100 根羽毛做一件衣服，那是世上最美的衣服。周迅就是这样。史航说，他不会替那些鸟人们疼，他只关心她什么时候凑足了，才能暖和一点。

“百鸟衣”越发羽翼丰满，然而这些从电影里得来的爱情最后都破碎了。周迅说，“一旦吵架，我会很——啊？还会吵架？不可能会吵架，非常奇怪的啊，怎么会这样！”

很多年来她的方式是坚持和忍耐，如今她想明白了，“鞋子小就是小了，你疼嘛，你干吗非要穿这双疼的鞋呢？以前就是疼我也得穿，什么牛仔靴，磨出泡也穿，现在不会去穿了。”

就像当下的爱情，周迅想了想说，她不再那么看重才华，而是更在意善良与诚实。拍雨戏的日子，Archie 总会拿一条干爽的大浴巾等在摄像机后面，一听到“cut”就快步上前把周迅像裹小猫一样包起来，周迅也会很配合地蹭一蹭，甩甩发梢的水珠。“才华还是比较在情感之外的东西，你再有才，再有钱，再怎么样，两个人不是一个路子的，就不是一个路子的。”

“什么叫不是一个路子的？”

“就是你们两个不能互相安慰。”

金鱼的记忆只有 7 秒，是吧？我是大金鱼

“一个小姑娘扒在门缝那儿”，黄磊笑着回忆，“她手不好看，冬天嘛，冻得通红，我说你手长得跟胡萝卜一样，她就在那儿笑。我经常逗她笑，她怕长眼袋，就摁着眼睛笑。那水灵。”黄磊从片场赶来，带着戏妆，头发乱糟糟的，说起话来铿铿锵锵，有点愤世嫉俗。

当他提到周迅的时候，表情一下子就柔软了。

1999 年 12 月 31 日，《人间四月天》拍完，他和周迅去台湾一个偏远的小镇宣传，那时人也没什么名气，戏也还没火。夜里回程台北的路上，俩人包一辆小面包车，车开啊开，周迅困得不得了，突然车里的广播响起。黄磊记得很清楚，广播说的是，你们知不知道跨越千禧年的时候你跟谁在一起，你将和他一生纠缠不清。

“这时开始倒计时，我才意识到跨年了，八、七、六、五⋯⋯我就看着她，她就冲着我笑，她说咱俩纠缠不清，我说不会吧，咱俩，二、一，我们俩手拉着手，跨了一个千年。我说新年快乐，她说磊哥新年快乐。”

从台湾回来，两个人没有往来，10 个月后，他们双双接到了《橘子红了》的剧本。黄磊忽然发现原来纠缠不清是在《橘子红了》里面，而那个半年的纠缠不清像一辈子那么长。

《橘子红了》最后一场戏，俩人诀别，戏里周迅怀着黄磊的孩子，他们那天来得很早，面对面坐着，还没拍，周迅就哭，黄磊也掉眼泪。那场戏拍完黄磊觉得很累，心脏不舒服，他跟周迅说自己去影棚门口抽根烟，周迅跟出来，也抽烟。就在那个门边上，黄磊说，“她站在我旁边，忽然我觉得像过完一辈子，两个人站那儿像过完了一辈子。”

那之后，黄磊只见过周迅很少几面，在明星云集的活动现场。他说周迅总是明星当中王冠上的最璀璨的一颗小珠子。“她一看见我，就喊磊哥磊哥，跑到我这边，有时坐我腿上，有时坐沙发座儿上，坐我旁边。”

黄磊有些高兴，又有些怅怅的，他说起自己喜欢在片场看书，周迅很崇拜，常常找他聊天，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半月谈”，半个月长谈一次。“但是后来这半月谈，半年也不谈，现在快半生都过完了。”

      4 月 19 日，采访中途，演员胡东问《人物》记者是否会见到周迅。那时他正在车轱辘地来回来去讲 90 年代初那几年的故事，讲他和 17 岁的周迅如何一宿一宿搓麻将，如何从杭州漂到北京又到同一家饭店唱歌，如何开着一辆扔在街上都没人捡的破车出去玩，他在回忆中不断地细化、细化，甚至学着周迅哑哑的嗓子唱了她在饭店驻唱时的名曲：“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得到肯定答复后，胡东顿了一下，“小周已经很久没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自己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一直以为是因为结婚生孩子，周迅怕打扰他，慢慢走远了。直到后来有共同的朋友提起，90 年代大家都籍籍无名时，胡东拿过一个全国男模大赛的名次，出国比赛。那个朋友问他，你回来以后是不是有些显摆、骄傲了。胡东仔细回想，他的确跟周迅说过，“小迅你要加油啊，你看哥哥现在都⋯⋯”

胡东说，你帮我告诉她，东东哥做得不好，请多担待。

“朋友跟我说这事儿也过去很多年了，我一直没跟她说，专门说也奇怪，好像太郑重了。今天我敢对你们说出口，我觉得作为我也进步了。”胡东想了一会儿又说，“她都 40 了，在我眼里还是个小妹妹。”

1999 年，高晓松找到周迅的经纪人，说，钱只有您要的十分之一，但我只要她 35 天。当时是夏天快过完秋天还没来。高晓松说，35 天就是夏天到秋天，一片树叶子从树上落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做什么，这 35 天也会过去，叶子从树枝上离开，掉落到地里。我们拍这个戏，一起用这 35 天，叶子怎么落下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了，不然的话，叶子也落了，但是这段生命状态没有留下记录。

就这样，周迅出演了电影《那时花开》。

电影拍的是青春。周迅 25 岁，朴树 26 岁，夏雨 23 岁，正值青春的人演青春，高晓松说没什么好讲戏的，机器开着，他只告诉周迅一件事，你觉得能看镜头的时候，你看一眼。周迅问镜头是什么，高晓松说，是岁月，我没法告诉你到底什么时候你会回头看这一眼，看向岁月，看向你自己正在度过的一生。周迅说，我懂了。

那一幕电影，夏雨对周迅说，你帮我给我女朋友写信，我腿摔断了，你帮我告诉她。夏雨口述一句，周迅就写一句，信写到最后，高晓松让夏雨说一句双关语：“我爱你”。

到底是要写给美国女朋友的，还是说给周迅听的，高晓松说他没告诉演员怎么演。夏雨说完，周迅完全听懂了，她在信纸上写，一边写，一边在嘴上说，我，爱，你。说完一抬眼，定睛看着镜头，一眨不眨。

“当时真的，我在监视器上看这个，那一眼真是直接看到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高晓松说，“不骗你，那一刻我都爱上她了。”

黄磊的瞬间，胡东的瞬间，高晓松的瞬间，周迅全忘了。“金鱼的记忆只有 7 秒，是吧？我是大金鱼。”周迅对《人物》记者说。

你在我生命里是重要的人，你怎么会说我鞋难看呢？

“周迅是一个漂泊的人，”周迅的好友、演员黄觉说，她每个时期接触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人，幸运的话可能会留下一两个一直维系的，“我之前可能有个画画的叫常青，或者有一个叫大头的，我之后又有一个叫黄少峰的，黄少峰之后又有一个，每个时期会留下一两个，没有交集了，就渐行渐远，这是她的生命轨迹。”

“我还真是这样，”周迅点点头，“这里停一会儿就飞走了，在那儿停一会儿又飞走了，然后可能又回来，或者又飞到那儿去。”

周迅说，小时候爸爸就告诉她，君子之交淡如水。她要对谁好，当下就开始对他们好了。“人生的路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聚聚散散，散散聚聚。不一定要带走。而且我记事儿的能力特别差，但我会记得那个人的感觉。”

在周迅经纪人陈辉虹看来，这也许和周迅的成长有关系。她太小就在剧组里面，一个组拍完去另一个组，而剧组就像一个飞机搭另一个飞机，所以很难一直同行，除非下一架飞机上还是同一拨人。

不难理解为什么每一拨旅伴都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地爱着她。《人物》记者在厦门、福州片场待的 5 天里，周迅当众哭了两回。一回拍洪水肆虐，周迅要在暴雨中没入齐胸深的冷水里挣扎，每次下水前，她喝一口金门高粱酒。那场戏拍了一条又一条。凌晨时分，每个人都又冷又困地熬着，周迅大声喊岸上的男友、经纪人、朋友、记者和工作人员都过去，一定要让所有人把手叠在一起，不许松。她眼睛一闪一闪，哆里哆嗦地说，“做任何事，我们在一起”，说完眉毛一蹙，滚下两行热泪。

还有一回，几个老朋友来片场看她，得知周迅的美籍华裔男友 Archie 听不懂中文，不管会不会，每个人都搭配着手势比划努力地讲英语。周迅坐在一旁怔怔看着，突然说，“为什么那么开心”，又哭了。

周迅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和人的交往方式：我是一个小朋友，很喜欢另外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也要喜欢我！一旦她喜欢的小朋友不喜欢她，哪怕是不喜欢她身上的某一部分，那也会触犯她。黄觉对《人物》记者说，周迅每次见他都要问，哎，看我鞋好看吗？就因为 10 多年前，黄觉无意说过她一句，我操，这鞋太难看了。

采访中，周迅沮丧地承认直到现在出门选鞋对她来说也是障碍，“我就想，靠，到底哪双鞋啊，真的。”说着说着她情绪又起来了，“你（黄觉）在我生命里是重要的人，你怎么会说我鞋难看呢？”

什么情况？一个艺人需要 10 个人带！

周迅一厢情愿地相信，世界上永远是好人多，靠近她的人即使有坏人，也是“很小很小的比例”。

因此她的经纪团队必须时刻保持审慎，他们的职责包括帮助周迅甄别和什么人什么事打交道，保护她，包括她的形象、声誉和感受。“工作室的人都非常爱她”，她的助理之一说，她强调了“非常”，另一层意思是，因为周迅过于随性的性格，照顾她可算不上轻松。一个冒冒失失、让人担心的、孩子气的老板，周迅在她的团队里就是这么个角色。

周迅一到公共场合露面，身边小十号人就惶惶不安。2008 年，拍电影《女人不坏》间隙，周迅去王若琳的弹唱会现场玩，乐评人戴方记得，大伙儿在后台喝酒聊天，她接到周迅当时的经纪人黄烽的电话，说小周没接电话，你一定要提醒她，今天记者特多，注意一下形象，别叼着烟之类的就出来了。戴方如实转告，周迅也记住了不能叼烟，但是转眼就拿着一个酒瓶子出去了。旁边一个女明星则先把酒倒进纸杯里，很自然地端出去，看不出来喝的是什么。第二天，周迅就和酒瓶子一起上了报，黄烽问她，“小周啊，怎么回事？”周迅答，“你没说不能拿酒瓶子！”

“我会有点儿害怕”，她的一个前助理说，自己有时候会因为紧张反应过度。她辞职的原因也跟周迅太随性的个性有关，周迅常凭感觉做决定，突如其来的变化多，让她“24 小时始终悬着心”，“一直在焦虑之中”。

      周迅团队的商务经理楚忱觉得这完全不是问题，她的语气充满怜爱，“你不能要求一个画家还会卖画，对吧？”大部分公开场合，她寸步不离地跟着周迅，像一层防弹玻璃罩。她看上去希望替周迅解决掉一切现实麻烦，“其他是我们的事”，她说，“小周只负责艺术就好了。”

说到这儿时，周迅正坐在楚忱旁边的椅子上吃馋嘴蛙，听到这句她放下筷子，朝楚忱挤了挤眼睛。

刚出道时，周迅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几乎为零，记者打来电话采访，当时照看她的李少红导演就摁开免提，准备好白纸，记者问出一个问题，李少红就唰唰拼命写回答，周迅一边看，一边慢慢念出来。“采访完全不行，就是从小语言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好，你像有些演员根据现场情况台词自己就蹦出来了，我 20 多年到现在才开始会一点。”周迅说。

多年过去，一有面对面采访，团队上下还是很紧张，“特别害怕”。2009 年，戴方光在一旁看着都替黄烽累得慌，“所有的人都怕周迅说错话，她有时候说得迷迷瞪瞪的，这边经纪人得找补，要不然得罪了谁或者怎么着，麻烦。”

在黄烽时代，带周迅的团队已经有 10 个人，当时还不兴一个艺人一支队伍，戴方回忆，连华谊老板王中军都很纳闷，特地过来问，“什么情况？一个艺人需要 10 个人带！”

“经纪人，尤其是独立经纪人本身有着多重角色，你有可能只是一个助理，也有可能你就是这个艺人的操盘手。”曾宇说，他是周迅的好朋友，也是周迅两张专辑的制作人，“小周是比较愿意把复杂的东西全部撒手给别人的人，她深知自己的缺陷，知道哪些自己根本管不了，所以她是想百分之百地把东西，ok，你们来管吧，别跟我聊了。”

在曾宇看来，是周迅的性格决定了她选的历任经纪人都“特别有力量”。从黄烽到余光照再到陈辉虹，都是男性，强大，能保护她，作为一道坚实的屏障，挡在她与外界之间。

我们还挺幸运的，能赶上这么一段梦幻般的生活

周迅永远在严肃的工作里私揣一颗过家家的心，干什么都要好奇，要新鲜，要尽兴。

她喜欢说“玩儿”。形容一个人好，“这人好玩儿”；形容一个不熟悉的人，“和他玩儿的时间不长”。导演曹保平记得，《李米的猜想》在昆明翠湖边取景，每天拍完戏，剧组成员会一起绕湖散个步，大部分场务师傅没那么多雅兴，工作累，第二天还早起，走一会儿就想回酒店休息了。周迅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一会儿说“天色还早呢”，一会儿说“还没尽兴呢”，就是吵着不许散。

和剧组相比，录唱片的团队小太多了：总共 4 人，周迅玩儿心一起，剩下仨全被带跑，最后 4 个人录 10 首歌抻了一年半——相当于周迅拍 50 集电视剧《红高粱》和 3 部电影的时间的总和。

2002 年第一次见制作人、“火星电台”乐队的曾宇和黄少峰时，周迅抱着两瓶香槟就来了。“10 年前我跟陌生人见面，害羞得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怎么办，我先揣（喝）两瓶香槟吧，喝了酒话比较容易往外说。一见面，我们喝！然后过程就变得比较轻松，我们仨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跟黄少峰就结拜。”

那段岁月周迅一说起来就两眼放光，“录音棚在一个湖边上，今天录不出来，ok，大家歇会儿，聊天，溜达，然后还到乡下去放风筝。在棚里就做游戏，演戏嘛，灯一关，我演特别多钱的制作人，所有人都要来讨好我。我们疯的时候，曾宇就在那儿，哎，差不多录两句吧。”

乐评人戴方那会儿跟他们混在一起，她说唱片公司老板宋柯曾带着这个小组织见过李宗盛，看李宗盛能不能帮着做几首歌。刚开始一切很好，李宗盛带他们到自己棚里、到家里聊音乐，渐渐地，“大哥也扛不住了”，因为这女孩“太晕了，太另类了”。

录到一半，周迅和李亚鹏恋爱，撂下挑子跑到海南帮男友拍电影《海滩》去了，小组只好跟着搬家到海南。周迅天天片场、酒店两点一线。没录音棚，大家找四五个床垫往酒店房间墙上一堆，没防风拍，街上买丝袜包在羽毛球拍上。周迅模仿录音师李军在小摊上挑丝袜的样子，乐不可支，“这儿拉拉那儿拉拉，就像色老头！”

一年半后，这张在他们看来旷日持久乃至遥遥无期的唱片居然做完了。最初，专辑中的主打歌《看海》4 个人都看不上，“流行歌，俗！”周迅态度十分坚决，“唱看海鸥，我不唱，精神洁癖嘛，不唱不唱。”宋柯迫使他们就范。几个月后，《看海》真的红了，黄少峰在电视上看周迅参加《同一首歌》，现场火爆，“她唱着唱着，‘好听是不是？’然后全场就喊，‘好听！’”

“她特容易就疯，就美。”黄少峰说。那时火了，忘了谁提了一嘴要不组乐队，周迅 high 极了，“她就来啊来啊，我练贝斯，然后飞去香港买了把贝斯。”

乐队真的演了一次。在一家咖啡馆，为某个不知名乐队的首发式暖场，唱了 3 首《夏天》里的歌。上台前特紧张，“各自就在想，穿什么好啊穿什么好！”最终曾宇一个人搞定所有乐器，“我和周迅俩废物，只会唱歌，那天让周迅唱，我摁了摁电脑播放键，在舞台上头扭了会儿。”黄少峰回忆。

那天的演出反响“特好”，“特热烈”。唱完下台，仨人都很激动，计划着未来的伟大梦想，“有很多细节，怎么去巡演，什么内容⋯⋯那会儿过得挺梦幻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特梦幻，就是彩虹放在那儿呢，歌词里写的，大海许诺给天空的彩虹。我操，真的，巨棒。”

俩人的工作室里回荡着周迅《夏天》里的歌，曾宇把声音又拧大了一点，“灿烂的唱片的黄金时代，成就了我们当时一段梦幻般的生活。我们还挺幸运的，能赶上这么一段。”黄少峰没吱声，他坐在地板上，失了会儿神。那把贝斯现在还在他家搁着，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周迅不会真的有时间组乐队，但“那一刻每个人都是真的愿意的”。

我不停地捞她？

打破“7 秒定律”的大部分是不快乐的回忆。

周迅伸出胳膊说，你用润肤露抹这儿，一会儿就忘了。“只有用刀这样划一下，”她做了一个刀切的手势，“哎哟，痛，你会记得，我还在这儿啊。”

黄觉是那个会在这样的时刻接到周迅电话的人，那个当她情绪低落时不停地捞她的人。“只要她的电话来了，有时一个月，有时几个月来一次，有时候可能一年就消失了，只要电话打来，我就知道她的情绪又不好了。”他说。

20 多年前，黄觉和周迅是在大街上撞上的。“她跟她两个同学，我跟我一个广西来的朋友走在路上，她们 3 个女孩和我们这么迎面过去。那时候我们年轻嘛，又高，长得又挺帅的。反正是 3 个女孩对两个男孩感了兴趣，然后周迅就假装跑过我们，回过身假装跟另外两个女孩招手，哎，你们快一点，你们快一点！其实就想看清楚这两个人长什么样。”

后来偶然间，俩人到了同一家饭店工作，周迅唱歌，黄觉跳舞。“那会儿排练前早到了，很困，就窝在沙发里头，她就叭叭叭叭跟你说，我就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二十几岁的男孩哪听得进去这些啊。但是反倒就因为这样的情况形成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我变成了她身边的一个倾听者，一直听到了现在。”

20 年来，他看着周迅掉进一个一个大坑，看着她“一身伤喘着气从坑里爬出来”。这些大坑，有时是情感，有时不是。黄觉说，周迅事业上越来越往最顶端去，越高的时候参照物就越少，那种迷茫。到了一定的地方她每走一步都会很累，因为所有人都会看着她，但是她是天秤座，不容自己身形难看。

“反正在她每次情绪要往下滑的时候，都会看到一只手在拽着她，我紧紧地，不管能不能拽回去吧，都是我在做这个动作，我就是她的一个习惯性的缓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信任。”黄觉说，他感激这个信任。

有一次黄觉在香港看到电影《巴黎野玫瑰》，他打电话给周迅，说你一定要看，我觉得电影里那个人就是你。

和电影中的主人公相同，黄觉说周迅就是一个软体动物，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性格。“她就是骏马，很放肆地燃烧自己去。我可以成为她那种人，但我还有一半可以很理智，很入世，我这一半在保护着我，因为那一半 90% 最终会导向焚烧殆尽，会陨落。所以我能理解她，所以我会让自己去感染她，去作为一个屏障，能挡多少是多少。”

也有好多人排着队想捞周迅，但没有机会。

“我特想成为一个她生命中有用的人。”黄少峰说，可是周迅在他面前的角色是姐姐，非但不会暴露脆弱，反过来还会充满责任感地教导他、训斥他——别混了，别找那么多姑娘。“她知道她难过的时候跟我说没蛋用，我根本安慰不了她。我们仨三方拆伙也有这个原因，没用的人，你知道吗，啥都帮不上，然后就觉得没什么劲了。”

周迅说她也很纳闷，“我每次最伤心难过的时候，都会出现人，每次我这样兹兹兹，都会有个手来接住我”，她右手做了一个下落的动作，用左手接住了。

采访那天，黄觉说周迅有段日子没打电话来了。几天前，他看了一篇周迅最新的采访文章，非常高兴，因为文章里周迅直接谈到了年龄和老去。黄觉觉得这意味着周迅终于能够面对自己了。

“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最大的保护，最大的成长的标记。因为她要找人倾诉，什么事必须有个人去说出来，就证明那时候她没办法面对自己。可她那些坑是有谁能够帮得了的？我觉得朋友帮不了，她所谓的宗教我觉得也帮不了，最终还得靠自己。”

我不知道它是一把刀啊

高晓松曾给周迅讲过古代歌妓的故事，柳如是、董小宛一个个怎么成为当代大名士，活得怎么热烈。周迅听得十分起劲儿，希望高晓松写个剧本给她演。讲到最后，高晓松说老天对每个女人都公平。要么就年轻时候炽烈燃烧，就像柳如是、董小宛，结局就不好；要么就平平淡淡找个丈夫，儿孙满堂，死了还能同穴。

说完他扭头一看，周迅哭了。

周迅既要炽烈又要长久，她说，“我不能想象我跟你恋爱，然后我是百分之七十。”又说，“我的爱情信念就是天长地久。”

“有人非常幸运，第一次恋爱就碰到她的丈夫，可是我的生命际遇不是这样的。”

周迅说，“你不能逃避，你要面对它然后解决它。”

编剧史航说，周迅让他想起一篇名叫《塞万提斯的未婚妻》的故事。故事里的小姐想嫁给《唐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但塞万提斯已经去世 100 年了，她要的爱情多么不切实际，她又如此高调，在小城里成为笑柄。但慢慢地她不是个玩笑了，因为她已经 30 岁了，慢慢地她又 35 岁了，一点一点老了。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姐出来散步，只有一个老女仆陪她。夜深了该回去时，老女仆的责任就是跟小姐说一句话，她会说，“回去吧小姐，不要担心还有明天，因为你有一张未婚妻的脸。”

史航说，周迅也给人这种感觉，就是小姐，你有一张未婚妻的脸。“不是说你这辈子没人要你才叫未婚妻的脸，是因为周迅永远是抱有期待的，期待明天，仿佛明天对她全无恶意。”

曾宇表达过类似的感觉，“其实是周迅所有的不好造就了她所有的好”。她对外界不设防，有什么都直接说，缺陷袒露无遗，外界会觉得应该去保护你，反而不会吸引伤害。

八九年前，因为一次“太私人的”不愿再提及的伤害，周迅开始信仰藏传佛教。她说从佛法的道理上讲，其实她上辈子在感情上面欠债了，她得还。她信这个。她不知道要还多久，是已经还够了，还是要继续还下去，但她很喜欢陈辉虹不久前给她起的小名“阿勇”，“阿勇阿勇，就是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史航用佛经《四十二章经》“刀口舔蜜”的典故来比喻周迅的勇敢：刀口有蜜，你一舔，别人会想我舌头被剌成两半，而她这么想，哎，真的甜耶！

周迅摇摇头，想都没想，“我不知道它是一把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