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小宇，是一名拉拉。我和我的女朋友同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年应届毕业生。借毕业典礼之际，我们决定以求婚的方式公开出柜，让性少数群体的亲密关系在大学校园内被看见、被讨论、被思考，为创造开放多元的大学校园环境而尽一份力。

6月21日中午，在广外云山学1栋门口，我的女友双手捧花，单膝跪下，向我求婚。我们相拥、长吻。当场我的同学们都表示了祝福，我很感动。随后，一些国内媒体进行了报道。

我们原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被威胁处分、扣押学位证、被认为“失踪”、出租屋被撬门…….我不明白，我们承受那么多，只因我们是女同性恋？

“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不要提你们是广外学生，以免带来不良影响”

事情发生不久后，我学院党委副书记杜书记火燎火急要找我谈话，希望我就此事在媒体禁声，不要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你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受到媒体伤害”，她担心“别有用心”的“国外媒体”、“国外势力”关注、利用我。

学校不仅要求我联系媒体删帖，还启动了一些“手段”。事发几小时后，报道转发求婚事件的新浪微博@新媒体女性被删帖；广州女同性恋公益组织“女友组”微信公号被永久封号（其新号是girlfans2009GZ）。

杜书记这样和我说，“这么多同性恋者，大家都不会歧视，因为他们把握得很好，不会去影响到别人，也不会去危害到别人。”

去年是我校50周年校庆，50对广外异性恋伴侣举行了集体婚礼，而我们又什么时候怀疑过他们的举动会不会“危害到别人”？我们不能称我们是广外人吗？一生广外情，只是异性恋者的情吗？ 

同性恋之间的爱欲表达怎么又变成一个不堪，更遑论危害他人的事情？对同志爱意表达的公私场合划分，实际上是把诸如“女人不要出门抛头露面”之类的规训照搬到同志身上，强调性少数只能在私领域表达自我与情欲，没有在公共场所表达的权力。

“你的行为涉嫌处分，需要先扣押学位证”

6月22日下午原定是我在校的最后一天，我打算拿到学位证后就告别母校。在下午的面谈中，杜书记却扣押了我的学位证。她说我的行为涉嫌违纪，需要上报学校违纪处理委员会，视情况再做处理。在《学生手册》的《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中，她用笔划出：

第三章第十一条（四）“张贴、投递、散发内容淫秽、造谣惑众、侮辱他人人格、损害学校声誉的宣传品，造成不良影响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第十七条（十）“在公共场合行为不检且不听劝阻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着装不整或者污秽服饰进入公共场所或在公共地区活动，不听劝阻者，给予警告处分。”

6月25日，学院刘书记在微信上给我父亲发了催领学位证书的书面通知。而我本人是在打电话问辅导员后才得到催领学位证书的通知。根据《民法》以及学校相关规定，当我不在本地时，可以签署委托书让别人代领。但当我在6月27日向辅导员提出因不在本地委托同学代领学位证书时，被拒绝了。

我和辅导员约了领证时间，中午时分他又改口说要领证时必须父母到场，“见证你的诚信行为”。对于什么是“见证诚信行为”，辅导员只是含混其词。

为了获得学位证，我、我的父母均不得不请假到学校拿证。我真的觉得很累了，异性恋求婚获得祝福，同性恋求婚就被扣毕业证？

被出柜后家门被撬的离奇遭遇

22日中午，我父母分别都收到杜书记的多番电话，书记跟我父母说找不到我，叫家长们“搜新闻看看”，就这样，在我还没给父母做好思想工作前，我被出柜了。

杜书记猜测有人指使我做这件事，我很有可能是“被别有用心的组织控制了”。我们的行为艺术并没有发生在毕业典礼之间而是之后，学校认为自己成功地阻止了一场“闹事”行为，控制了局势。但他们依然紧张关注我，并要求我父母让我说出我背后的组织，又要我“不要去我女朋友的毕业典礼闹事”。我本来第二天也要公干出差，并没有打算参加她的毕业典礼，而且没有人求婚会求两次。

我的父母，一面面对着不能给出充分信息的女儿，一面面对着掌握丰富社会资源以及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学院书记，自然选择相信了后者的判断。所以，他们还没顾得上消化我的取向、我的同性亲密关系、我的公众新闻对他们的冲击，只是对我的人身安全与自由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当晚十点半，焦虑的他们对我下最后通牒：要求我中止所有行程以及离职，马上回家。

我第二天要出差，是一个多月前就告知家里的事情。所以父母的要求我并没有答应，我给他们发了长短信，“从小你也教我做负责任的人，我不能在出差的前一晚放弃工作。”并建议我们应该双方冷静两天，再出来好好谈。我在给父母能联系上的好友处都留下给父母的口信后，换了电话卡，希望自己能暂时从精疲力尽的电话拉锯战中解脱出来，然后去好友家住了一晚。

杜书记当晚和我父母说，一定要见到我本人。次日清晨，她再次联系了在我门口守了一夜的家人，随后与学院另一位刘书记赶到我家。他们七点多时还看我未出门，就怀疑我有可能“被组织控制住了”。两位学院书记和我的家人达成一致意见后报了警，理由是“我失踪了”。

警察很快到了，也联系了我房东，叫人把我家门撬开，警察、妈妈和书记一起进了我家。书记要求家长配合，搜出我的“同伙信息”和“组织信息”。杜书记对其所认为的“有用证据”进行了手机拍照，然后上报学校。

而我在去出差地的路上思索再三，觉得和父母的沟通比较重要，也担心父母的身体健康。最终在得到单位的同意后放弃了出差。后来才得知，如果我在求婚事件第二天继续出差，学校就会坐实我背后有“境外势力”，“那我四年的学位就白读了，就不能拿到学位证了，还会成为广外历史上的一个反面教材的典型。”

杜书记严肃地和我家里人说我参与了非法的、不正当的活动，会对我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她说我原来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但后来变化太大。现在我为与父母沟通放弃出差被他们定义为“局势的扭转”，“事态还在萌芽状态就得到控制，被扼杀了”。然而她没有意识到的是，事情没有往她丰富的想象方向发展，这可能会给她立了一个大功劳，却给我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创伤与影响。

从杜书记自作主张告诉我家人“我是被非法组织控制了”开始，我就陷入了和家长非暴力沟通无效且受到双方压力的无力中。她丰富的想象力给我紧张的父母火上浇油，在我和父母有沟通隔阂的时期趁虚而入，最终导致我和家人之间信任破裂，导致了我被迫离开我两月来一点一滴营造的安全舒适的家。

现在我的精神状态已受这件事情大大地影响了。我无法独处，心情消沉，并时常止不住哭泣。我的正常工作与社交都受到了影响。我认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党委副书记杜焕君对我现在的状态负有主要责任。

我的女友同样遭遇学校骚扰

在事情发生后，学校也对我女朋友也进行了多番问话。她的毕业典礼在我们求婚活动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辅导员婉转地转达不要参加毕业典礼的要求。后来，辅导员以“了解事实”、“派发毕业证”为名进行了多次问话。最好玩的一个电话，辅导员说“收到一些小道消息，如果是不实的话帮忙澄清一下”，问了三个问题，分别是：

“你们同居了吗？”

“在你们的关系中，你，扮演了什么角色，主动还是被动？”

“听说你的上一段关系刚结束不久，这一段关系到底开始多久了？”

当我的女朋友提出晚上九点打电话问主动还是被动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时，辅导员自知理亏，挂了电话。这件事暴露了辅导员无视学生隐私界限的现实，且也显示出其对LGBT议题知识的缺乏，即便对于异性恋，主动与被动预设本身就是一种刻板印象。

现在，我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及其相关部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提出以下几点诉求：

1. 要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党委副书记杜焕君就其对我本人以及本人家庭所造成的伤害公开道歉。

2. 要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赔偿我、我父亲、母亲在6月28日往返广外过程中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餐费共计850元。

3. 要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党委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相关部门就区别对待处理不同性取向学生的情况进行反思，公开处理结果。

4. 要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各学院、工会、教师发展中心等相关教师校工活动组织单位每年至少组织两场针对教师与校工的多元性别平等培训。

5. 要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立恐同教材及教学督查委员会，清查校园内发放的“恐同”教材。

6. 要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团委允许学生性别社团的成立，以及批准学生在校内组织与多元性别平等相关活动。

在整件事的过程中，学校力图把我推入“学校利用家长爱和关心把误入歧途的熊孩子救回来”的故事，并遮蔽校方行为对我家庭和个人造成的伤害。我把此事公开，是希望广外对性少数学生的伤害，到我们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