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一个访谈节目，采访一个当红的女摄影师，她一口北京话，舌头卷得啊，让人觉得累得慌，而且那种说话的腔调，让人感觉很不耐烦，态度很糟糕。但很多人会学北京人说话，觉得一口京腔很高大上，也是，皇城根儿的人，天生都有种优越感。

我从小在福建的一个小城长大，那里是一个方言区，所幸的是，家人从小就严格要求我说普通话，也许是周围的人普通话都不算标准吧，从小就一直有人夸我普通话标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不会说当地的方言，但是听得懂，偶尔蹦出一两个字的方言，别人都以我在说英语，好一番取笑。

上大学时去了闽南，又是一个方言区，闽南话很好听，闽南人讲普通话口型比较扁，所以有些需要圆口型的字，他们都念得不对。当时我们还没有手机，要打电话得去邮局，邮局里有一排小隔间的长途电话室，大家领号排队，等前面的人打完了，后面的接进去打。有一次去邮局打电话，排队等候时，听到有一个人在说：我的地址是漳捉市银霄县，不对，不是漳捉是漳捉，是三点水一个文章的章，欧捉的捉去掉三点水，银霄就是白银的银，不是白银的银，是白银的银，不是银行的银，是白银的银，就是天上的白银的银，银朵的银，哎呀，就是银朵的银，银霄县~~我在旁边听了，憋笑憋出了内伤，他的这番话应该这么翻译：我的地址是漳州市云霄县，不对，不是漳捉是漳州，是三点水一个文章的章，欧洲的洲去掉三点水，云霄就是白云的云，不是白银的银，是白云的云，不是银行的银，是白云的云，就是天上的白云的云，云朵的云，哎呀，就是云朵的云，云霄县。

这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国家实在太大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地方那么多方言，北方还好，基本上差不了太多，南方就头疼了，每个地方的方言口音都不一样，而且各个地方又有细微的差别，就拿闽南话来说吧，厦漳泉三地就都不一样，再细分下去，每个县每个乡每个村又有不同，实在是太头疼了，要说好普通话就更不容易了。

记得当年考普通话等级时，培训的老师要求我们时刻注意字正腔圆，于是乎，那一阵子大家看到的我，就像一个神经病，每时每刻都在神经高度紧张地说话，特别奇怪的字正腔圆。在考试的时候，我抽到的即兴话题是“我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开始讲的时候还挺顺，但当我说到“我们方言区的人要讲好普通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时，忽然脑子卡壳，不知道怎么往下说，就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学好普通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要学好普通话真的太不容易了”，当说到第三遍时，监考老师笑翻了，她说，我知道你很不容易，我说对，我要学好普通话真的太不容易了，然后忽然找到了接下去的话。

当某一个地区的文化稍稍强势的时候，它的语言腔调就会流行开来。八十年代的时候，港台流行文化进入大陆，大家都模仿所谓的“港台腔”，连一向字正腔圆的北方人民也刻意熨平了舌头来模仿，其实严格说来，那不能叫“港台腔”，而应该叫“广东腔”、“闽南腔”，但谁让当时港台流行文化那么兴盛呢？现在提到“港台腔”，大家也许只能想到志玲姐姐。

港台腔流行了整个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东北腔”开始流行，这得归功于赵本山的小品开始在春晚上的“霸屏”，“东北腔”慢慢地开始在生活中流行开来，当2009年小沈阳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之后，对“东北腔”的模仿达到了一个顶峰，一瞬间，几乎全国各地的电视台、电台的主持人、艺人，都在模仿，人人都是“小损样儿”，我坐车听车载收音机时，会以为自己置身大城市铁岭，听的是铁岭广播电台。

现在倒是没有什么特别流行的口音，不过我们福建的口音无意中成了一段时间的话题，这得追溯到2015年春晚，冯巩的小品《小棉袄》里，高晓攀说自己老家是在H开头的省，他自己是“胡建棱”，冯巩说你们的省会是“胡州”。我大胡建大胡州出人意料地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其实不仅仅福建，南方有很多地方都是H和F不分，平翘舌不分，L和N不分，比如“开会”变成“开费”，“吃饭”变成“次晃”。我的狗狗名叫“阿福”，它平时听我叫“阿福”习惯了，带它到广场上，有人叫它“阿胡”，它就听不懂了。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名字“连念练”，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名字是要逼死福州人的节奏啊。

相比标准的北方普通话，我更喜欢带口音的南方普通话，听着有亲切感，而且南方人因为普通话说不好，又担心别人听不懂，就会特别认真地在说，那种认真的态度我很喜欢。相比有的北方人，可能受说话习惯的影响，一开口就让人懵圈，那舌头转得比高速公路上的车轮子还快，生怕别人听懂似的。就好像现在有些美国人说话，含糊不清，咕噜咕噜的，像大舌头，而有些人居然爱学这种说话方式，以为很洋气，其实很LOW。

不管什么口音，什么腔调，好好说话，比什么都重要，至少给人一种清楚的态度，让人感觉到你是可亲的，还是拒人千里之外的，或者不耐烦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说话，沉默是金还是别的什么，随你怎么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