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David Dobbs）就在21世纪的头几年，基恩·罗宾逊观察蜜蜂体内基因表达的迅速变化之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研究者——斯蒂夫·科尔（Steve Cole）引起了他的注意。科尔在UCLA的博士后研究方向是免疫及癌症遗传学，在那之后，他成为了第一批把完整基因组的基因表达研究引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之一。他意识到，基因对外来信息不间断的实时反应正是生活的许多变化作用于我们之处。

“我们以为自己的身体是稳定的生物结构，虽生于世间却从根本上与世隔离，以为我们是统一的个体，穿行于世界。但实际上，从保持我们身体运转的分子进程中，我们了解到我们远比自己意识到的易变，其实是世界在我们体内穿行。”科尔解释道。

科尔还说：“每一天随着我们的细胞死去，我们都要替换掉自己身上1%到2%的分子构成。我们在不断地建造和重建新细胞，而基因表达易受影响的性质对此功不可没。这就是细胞的意义：细胞，是将生活经历转化为生物现象的机器。”

孤独的猴子和孤独的人

紧张感或者孤独感能够破坏免疫系统——有时候甚至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20世纪90年代，科尔开始他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之时，测定基因表达变化的基因芯片技术刚刚出现，价格高昂，主要应用于免疫学和癌症的研究。因此他从使用流行病学工具开始——流行病学本质上就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研究。

他早期的一些论文关注社会经历如何影响携带艾滋病病毒（HIV）的男性。1996年一项以80名呈HIV阳性但是9年前尚还健康的男同性恋为对象的研究中，科尔和同事们发现其中的未出柜者更容易被病毒击败。

接下来他又发现，对于那些孤独的HIV携带者来说，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出柜，病情的恶化都会更加迅速。然后他证明了，未携带HIV且未出柜的男同性恋比起已出柜者，罹患癌症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比例都更高。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生理学家完成了一项控制良好的研究，证明社会关系较富有的人得普通感冒的几率也较小。

“你被夺命的病毒包围着，”科尔说，“但你在社交方面感受到的压力和孤独似乎在关闭你的病毒防御。这又是怎么回事？”

下一步他转向了恒河猴，一种可以进行受控研究的实验室动物。2007年，他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约翰·卡皮塔尼奥（John Capitanio）一起研究社交压力会如何影响携带SIV的恒河猴。所谓SIV即猿猴免疫缺损病毒（※此处已更改），相当于猴子版本的HIV。卡皮塔尼奥发现携带SIV的猴子如果被不停地转移到充满陌生“人”的新团体中并因而饱受压力的话，就会发病及死亡得更快——这与1996年科尔对孤独同性恋者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卡皮塔尼奥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免疫学分析，发现受到压力的猴子的抗病毒反应较弱。科尔决定研究得更加深入一点。他首先切开了淋巴结——“对抗感染的大本营”——发现在感受到社交压力的猴子体内，病毒在将压力信号传入淋巴结的交感神经干周围长势旺盛。

“这是一条线索。”科尔说：就在免疫反应本该最强的地方，病毒却生长得咄咄逼人。看来神经干里的压力信号要么在途中被消弭，要么在抵达之后被忽略。

科尔进一步研究之后，发现是后者：猴子的身体产生了适当的压力信号，但是免疫系统好像没有做出正确的回应。为什么呢？他无法凭借手中的工具找到答案。他仍然在盯着细胞，但他需要的是探查到细胞内部。

最终科尔有了机会。他在UCLA一直在努力掌握跨越整个基因组的基因表达分析技术，并在2001年被任命为教授。基因芯片机器——基恩·罗宾逊用于研究蜜蜂的那种——变得越来越便宜。科尔得到了一台的使用权，并将其投入到工作中来。

由此开始了我们所说的孤独患者研究。

首先，科尔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合作，挖掘了卡乔波对153名50岁至70岁的健康芝加哥人所做的社会关系调查数据。两人确定出8名社会关系最安全的人和6名最孤独的人，从他们身上提取了血样。（社会关系最不安全的6人是真真正正的孤独者，他们报告称在最近的4年里感觉与他人相隔甚远。）然后科尔从血样的白细胞（免疫系统的一个关键成员）中分离出遗传物质，观察其DNA的状态。

他发现了广泛而强烈，同时又很怪异的模式化基因表达反应，这种反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变得相当常见。在人类基因组的大约22,000条基因中，209条基因的表达反应在孤独组和非孤独组之间呈现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基因组的大约1%——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会由于一个人是否感觉孤独而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研究对象的基因表达模式打印出来后很像是罗宾逊的换巢蜜蜂基因表达变化红绿矩阵图：孤独患者和社会关系安全者的整块基因看上去明显不同。而这些基因中有很多都与炎症免疫反应有关。

这一发现开启了全新的认识。如果社交压力的确能够造成这种基因表达谱，那么很多事情也许便能够得到解释，比如在科尔先前的研究中，孤独的HIV携带者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发病。

不过这项研究的对象仅仅有14人。科尔需要更多。

随后几年里，他在包含贫困儿童、患癌症的抑郁人士和照料将死于癌症的配偶的人士的群组中，都发现了类似的失衡基因表达或者免疫反应谱。在后来的一个研究项目中，他与合作者，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格里高利·米勒（Gregory Miller）和尼古拉斯·罗雷德（Nicolas Rohleder）一起采访了温哥华地区103名15岁至19岁的健康女性，询问她们的社交生活，然后抽血绘制基因表达图谱，半年之后再次抽血并绘制图谱。

一些女性在第一次访谈中称她们在感情生活或者与家人、朋友的关系方面遇到了麻烦。六个月之后，这些社交有问题的对象出现了科尔在其他独立研究中发现的那种失衡基因表达谱。

2009年年初，科尔在一篇综述论文中解释了所有这些现象，并在当年将论文发表于《心理科学最新动向》（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我们通常认为压力是致病风险因素。”科尔说，“它确实是，或多或少。但是如果你利用我们拥有的最优良仪器实际衡量一下压力，就会发现它在社交孤立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社交孤立是最为确定、最为强劲的社交或心理致病因素。无可匹敌。”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工作压力大但收入高的人似乎并未遭受致病效应，而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孤独且贫困的人，却在不停增加罹患压力相关疾病的病例数——肥胖症、II型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心力衰竭、中风。

尽管这些效应早已众所周知，科尔仍表示当他发现社会联系对基因表达的影响如此巨大时，还是感觉很惊讶。“或者说不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种影响，”他纠正道，“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种影响的一致性。这种基因以活性变化对社会经历做出反应，以及基因网络和基因表达引起的连锁反应，一致得出人意料——从猴子到人，从5岁儿童到成人，从温哥华的少年到芝加哥的60岁居民。”

为什么贫穷会摧残身体

贫穷本身看上去也开始像是种疾病了。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科尔的工作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启示——有的重大且具备实用价值，有的令人兴奋又引人哲思。比如说，它有助于解释往往在穷人身上阴魂不散的健康问题。贫穷会摧残身体：过去几十年间的数百项研究已经确定了低收入和哮喘、流行性感冒、心脏病、癌症以及其他各种疾病的高发病率之间的关联。然而瘪瘪的钱包并不会让你生病，我们都知道一些人逃脱了贫穷带来的危险。那么究竟是贫困生活的什么方面让我们生病呢？

2008年，科尔与米勒以及当时也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伊迪丝·陈（Edith Chen）开展的研究就是要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研究者收集了31个孩子的基因表达谱。他们的年龄从9岁至18岁不等，全都患有哮喘，其中16名家境贫困，15名生活宽裕。

和科尔预料的一致，富裕组儿童表现出健康的免疫反应，控制肺部炎症的基因活性升高。贫困孩子的炎症基因表现得更加繁忙，而控制炎症的基因网络却萎靡不振，而且在他们的病例中出现了更多的哮喘发作和其他健康问题。贫穷似乎正在搅乱他们的免疫系统。

不过科尔、陈和米勒怀疑还有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某种往往伴随着贫穷但并非贫穷本身的因素。因此他们不仅抽取了那些孩子的血样，收集了他们的社会及经济地位信息，还为他们播放了展现含糊或尴尬的社交场合的影片，然后询问他们感觉这些情境中包含了多大的威胁。

结果发现贫困的孩子比富裕的孩子感受到更多的威胁。这种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框架”方面的差异并不值得惊讶。先前的很多研究都已经证明，家境贫寒或者身处贫穷社区毋庸费解地容易让人们对含糊的社交情境蕴含的威胁更加敏感。

但在这项研究中，陈、科尔和米勒想要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区分开认知框架的影响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证明他们可以，因为两个组中都出现了例外的孩子。几名贫困孩子在含糊情境中感受到极少的威胁，而几名富裕孩子感受到的却很多。影响大部分基因表达差异的，其实是孩子的认知框架而非收入水平。造成免疫反应失常的主要因素看来不是贫穷，而是孩子是否认为社会可怕。

但认知框架又从何而来？孩子认为世界可怕，是因为受到他人的影响，还是因为面对世界时感觉孤独？这项研究的设计不足以给出答案。但是科尔相信孤独感起了关键作用。这个想法得到了2004年一项研究强有力的支持，该研究的对象是57名遭受严重虐待，以至于社会工作者要将他们搬离家庭的学童。人们往往称之为“考夫曼研究”，因为其发起者是耶鲁大学精神病学家琼·考夫曼（Joan Kaufman）。

考夫曼研究看上去就像是对所谓抑郁风险基因——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SERT）所做的经典调查。这种基因有长短两种形式，当然任何单一基因对情绪或者行为的影响都是有限的。然而很多研究发现短型SERT似乎能使很多人（和恒河猴）对环境变得更加敏感。根据那些研究，携带短型SERT的人在面对压力或者创伤时更容易抑郁或者焦虑。

考夫曼首先查看孩子们的精神健康能否与其携带的SERT类型形成关联。答案是肯定的：携带短型SERT的孩子遭受的精神健康问题比携带长型的孩子多一倍。

接下来考夫曼把孩子们的抑郁状况和SERT类型与他们的“社会支持”（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个人可以感受、察觉或接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心或协助水平）做了交叉比对。在这里，考夫曼把社会支持严格地定义为每月至少与家庭之外一位可信任的成人接触一次。

结果他得到了不同寻常的发现，对那些拥有社会支持的孩子而言，这样一个单一而适度、严格定义的社会支持就消除了80%短型SERT和虐待带来的组合风险。

可靠社会联系的缺失对孩子的伤害差不多与虐待一样严重。他们遭受的孤立的破坏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需要提出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因素的危害才是最严重的。大多数精神病学文献都把糟糕的经历——极度的压力、虐待、暴力——当作有害因素。然而如果社会联系几乎能够完全保护我们免于受到严重虐待所带来的戕害，那么孤立岂不是和殴打与忽视一样有害吗？

考夫曼研究还挑战了西方关于个人状态的传统观念。用研究中用到的词语来说，我们有时候把“社会支持”设想成某种附属品，某种也许能够强化我们的额外资源。然而这种看法将人类的默认状态假定为茕茕孑立，实际并非如此，我们的默认状态是丝丝相连。

千百万年来我们一直是社会性动物。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正如科尔的同事约翰·卡乔波在他的书《孤独》中所写道的，当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写下没有文明的人类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时，他其实犯了个错误：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或许是真的，但很少孤独。

科尔说：“你改变不了你的基因。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些研究中哪怕有一半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你能够改变你的基因的行为方式——而这跟改变基因也差不了多少。通过调整你的环境，你能够调整你的基因活性。这便是我们一辈子都在做的事情。我们在一刻不停地试图找到太多挑战与太少挑战之间的那个最佳位置。”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是自己的社会经历的构建者。你的主观经验比你的客观条件更有力量。即便你与很多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只要你感觉孤独，你还是会出问题。而如果你感觉自己拥有足够的支持，哪怕目力所及之处并无一人；或者如果你在想象中拥有社会联系；或者你面对世界时感觉人们在关心你，感觉你自己有价值、感觉自己很好，那么你的身体就会以‘很好’的方式行事——即便你的感受是错误的。”

科尔引用了一句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英国诗人、思想家，因其史诗《失乐园》和反对书报审查制的《论出版自由》而闻名于后世）的诗：“意识是超然而独立的，它本身就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

文章来自：http://www.guokr.com/article/437508/?baiducust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