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罢工—不再为全球消费者剥削买单

“迫使数家外国在华工厂停工的劳工抗议活动，已经蔓延至中国南方工业中心以外地区，为中国政府带来了一项危险的新挑战。上海附近一家台资机械厂的工人周二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约50名抗议者受伤。此次冲突表明中国工人近期的罢工行为正在升级——在本周之前，罢工多半都是和平的，且集中在南方的广东省。

此次暴力事件发生在江苏省南部的工业城市昆山，一家名为书元机械(KOK International)的台资工厂。仅一天之前，本田(Honda)还在努力控制两周内其在华工厂发生的第二次罢工的影响。这次罢工发生于本田旗下一家公司在华合资企业——佛山丰富汽配公司(Fengfu Autoparts)，导致本田在广州附近的整车装配车间停产。

佛山丰富汽配公司拥有492名雇员。工人们似乎受到了上周发生在另一家本田配件工厂的罢工的鼓舞。那一起罢工是在工厂同意加薪24%至26%之后才结束的。本田表示，丰富汽配的罢工周三早晨还在继续，这与一则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报道不符。新华社称，在这家为本田生产排气部件的工厂同意10天后出台工资调整方案后，工人们已全数散去。佛山罢工表明，此类事件蔓延的速度，超过了地方政府及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能够处理的速度。工人们最近的抗议活动大都绕过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不同工厂的工人正在协同他们的罢工行为，但是第一次本田工人罢工证明集体行动能够奏效，从而鼓舞了其他的工人。在6月6日发生的一起典型事件中，位于深圳的台资音响配件工厂美律实业(Merry Electronics)约300名工人封锁了道路，以示对值班安排的不满。深圳是毗邻香港的经济特区。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事态已迅速平息。

“我们年初就决定，在7月1日之前加薪10%，只是从未对员工公布过。”他说，“我们利用周日的事件，告知了员工加薪计划。”美律实业此前支付给工人的月薪是950元人民币（合140美元），与当地最低工资相符，现在已增加至1050元人民币。”

这是转载自金融时报的报道。原本只能是在一家外文网站看到的新闻，点击之后才发现网页无法读取——显然内容不和谐，被 G W F阻隔。然后用谷歌搜索，才找到所有新闻稿的全文。在国内的所有大型门户网络的新闻界面里根本都没有看到对昆山工人罢工做出报道。昆山属于台商投资聚集地，紧邻上海，所以在地理上有较强的出口优势。同时，昆山的土地优惠政策与众多廉价的劳动力也吸引着更多的台商愿意亲身投资。昆山的市区很漂亮，市容方面甚至超过广州这个一线城市。但在郊区，则无一例外呈现更多的是工业污染，垃圾随处可见，与土地过度开发景象。

为什么中国的大型网站无法看到这些罢工报道呢？尤其是，新浪在昆山当地设有办公室，不可能不知道。我猜想，部分应该源于中国政府1982年从宪法中删除罢工权利的理由就是，中国是公有制国家，不会发生罢工。即便事实发生，那也不是所谓“罢工”，而是“停工”。比较委婉的中国式表达。媒体对罢工的报道也受到当局的思维与指示限制，因此很多时候媒体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

从另一个面来看，其实我们发现这些矛盾更多的是源于当地政府对中国现代改革中工人的需求无法适应而做出的感冒反应。很多时候，部分政府官员仍旧停留在“工人只有绝对服从”的思维层面。中国有很多工会组织么？但无论何时，我们与工人沟通时都会发现——对工会的信任度与归宿感基本为零，或者很低，甚至会有反感情绪。——很多时候，工会并没有代表工人自身的利益做出应有的行动，而是一直臣服和配合更多企业的压榨行为。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当然会想尽办法减低人力成本，特别是密集度高的制造行业。无论是中国存在拒绝员工自行设立工会组织，在西方也同样会有一些大型的商业公司反感员工成立工会组织。据说，在家乐福中文版的一些手册里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讯息。

从被标签上“中国制造”那一刻开始，中国就开始担负着转型中的西方资本世界制造企业的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人力剥削，贫富差距。——同时，当地政府为了GDP与政府官员自身发展前景，主动配合这些负面因素转移。当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中国政府可以自豪的向全球宣称“我们养活了13亿人口”。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欢迎价格低廉实惠的商品。这种购买讯息给商业经营者提出大量采购低价倾销商品的商业行动；而商品制造者为了获取更多微薄的利润，不得不降低价格，压榨人力成本向商业经营者谋求供应。沃尔玛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商业行为的通用准则。当西方媒体在评论“中国制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西方记者有失客观——通过记者自己的祖国价值观来赋予在中国采访内容的情绪，甚至夸大或扭曲事实的现象，因此中国政府一直为这样的事情感到很头痛。我一直认为，中国向全球供应了所有出的产品，但中国也为全球的消费污染付出太多太大的代价。如果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希望能够购买到价格合理且品质优良的产品，而不是希望购买到价格低廉品质合格的产品。那么，“中国制造”将完全会产生不同的内容。——可喜的是，“中国制造”正在转向“中国创造”的社会步伐。

中国政府一直在鼓励与加强引导商品内部流通消费，从而抵制因长期依赖出口的经济局面，不仅仅是希望获得国际市场地位认可，更多的是商品的高速流通可以减少更多的社会贫富差距。但随着商品的高速流通，市场经济的概念苏醒与物价上涨成为必然，人们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货币购买商品。当多数人生活正常的购买行为受到物价影响，就产生心理诉求——加薪满足日常所需。但政府很多时候不会主动或者愿意聆听工人的众多需求，企业更不可能加大支出成本，工人无法通过有效途径传达诉求就会产生罢工行为。企业这个时候会产生恐惧——不得不为雇员提高工资，提高福利，提升环境回应工人诉求。

那么政府害怕什么呢？政府的税收依赖于众多企业，当企业的税收降低时，当权者要为当地税收担当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产生企业与政府平等关系，但工人则成为这一平等关系的牺牲品。同时，政府很多时候与企业沟通互动，难免不会产生行政瑕疵，用行政手段庇护企业成为许多政府的一贯作风。这或许也不是重点——当一个政府习惯了人们的俯首，习惯了人民接受教育姿态，突然有人说“不”或者产生有组织的抗议行为感到忧虑。

我认为，我们应该不用害怕任何的反对声音与抗议行为。反而要感谢这些反对现象，因为他们的理性反对才会让社会更进一步，才能感知人民到底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政府机构唯一需要做的是：亲耳聆听，且回报善意行动。从“行政型的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不仅仅需要时间，更多的是需要中国拿出勇气做出行动承诺。中国的的工人不能成为全球消费者的被剥削者，这是中国政府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不然，中国政府一方面遭受国外的批评，也要面临着国内的舆论压力，会变得十分无辜。

中国的任何一个工人都是勤劳，善良，有责任的公民；不是暴动分子，也不是恐怖分子，更不是全球消费者的被剥削者，中国政府不应该有任何害怕或忧虑，更应该帮助最底层的他们。中国的任何一个工人都是有思想，有血肉的人，每个工人都应该得到权利尊重。让工人说“不”，让工人的基本诉求得到实际回应，让工人活得更好。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思考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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