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来，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可是，每逢提笔又都犹豫起来，我常问自己，我真的又活过来了吗？

话从2011年说起，盼望已久的清华百年校庆及入学50周年终于到来了。北京的几位同学从几年前就开始张罗聚会。当年工宣队进校后匆忙毕业。尔后各奔东西，各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拼搏、摔打，联系不多（其中有派性作怪）。如今年近古稀，怀旧心绪与日俱增，甚至可以说“与日巨增”。“怀旧”在西方叫作Nostopathy,西方人把它称为“怀旧病”或“怀乡病”。人一上岁数就都毫无例外地害这种病。每个上岁数的人都总是爱回忆20来岁、年轻时的情景，却很少回忆近20年的事。毕业后这40多年如同大浪淘沙，淘出了谁是金沙，谁是铁沙或泥沙。我大概算铁沙，在这个体制下，没受宠，也没挨整。在海外漂泊了近30年，至今仍是草民一介。原想在外苦干几年，梦想成为洋大款儿、洋大腕儿，期待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可如今，每天只能靠反复细听费翔的《故乡的云》消愁、解闷、打发日子，越听越觉得这歌好像是专门为我谱写的。

聚会上的兴奋、激动没几天就过去了。拍拍屁股，只能再次各奔东西，回家各过各的日子。家里有什么高兴的事，回家后继续高兴。家里有什么难念的经（据说家家都有），只能硬着头皮回去继续念下去。人活到这会儿，到了古稀之年、通过这次校庆聚会才刚刚体会到“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到了6月份，我们单位组织体检。这是个机会，我已多年没体检了。（我出国后，由于每年都给单位如数上交“人头税钱”，所以单位一直为我保留位置。直到60岁办了退休，才停交。）

随当年的同事来到宣武医院体检。不料，被轰了出来。原来这些年院里划定了新的“阶级成分”，各种待遇都严格按“阶级成分”赋予。同是院里的职工，体检分三个等级：1）院长、院士在北京医院体检，2）教授在宣武医院，3）剩下的“杂烩”在海军医院。30年前当我出国时，职称是副教授，自然就划入了“杂烩”级别。我倒不介意这个级别，只要能体检就行。来到海军医院的地下室一看，哇！一千多人挤在里边（我院的退休人员约有1500多人）。每一项检查都排长队。我耐心地排，但越排越后，加塞的太多。一赌气，不查了。

到了8月，突发剧烈咳嗽，晚间最厉害，没法入睡。挺了10天，非但不见好，反而更坏。到海军医院照胸片，发现有问题，再做CT，我几乎被震晕了，胸腺癌，癌体已9x6cm，已严重挤压了气管、肺和心脏。从海军医院回住处的原本只有十几分钟的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眼前这一切是真的、还是在梦里？晚上整夜合不上眼，走到卫生间，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拍打脑门、试图使自己清醒过来。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拧脸、看是否真有疼痛感，以此验证我是否在做梦。反反复复，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漫长、最难熬的一夜。眼见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当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一切不是做梦时，心反倒平静了下来。眼下最紧迫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首先应搞清病情，其次必须决断是在哪儿治疗，是在中国还是回以色列。此时离预定回以色列的时间只有35天了。

海军医院的大夫曾当场给我填了住院单，要我住院手术。我犹豫起来，我连自己的病情都没搞清楚，怎么能稀里糊涂地做手术？见此情景，大夫说要么你去其它的医院看看，比如肿瘤医院。

一大早，约4点来到肿瘤医院，穿过拥挤、烦人的医托人群，步入大厅、排入长队，最后终于挂上了一名正教授专家号。肿瘤医院到处是人、挤不动（后来发现许多医院都这样），就医者大多是外地人。院内到处流窜着“捡破烂”的，他们趁人不备，专“捡”病人携带的CT胶片。病人做一次CT要千把块钱，可是把胶片卖成废品只有十来块钱，但“捡破烂”的人认为是值得的，因比卖废纸贵多了。忽然，一声嚎哭撕人肺腑，一名外地农村妇女的胶片不见了。周围的人麻木地看着，什么反应都没有，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屑一顾，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这情景令我不禁想起电视中的《动物世界》，当猛兽追赶草食动物中的某一个体时，其它未被追逐的仍悠闲地吃草，因它们觉得这事与自己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原谅这些动物，因它们没有社会、更谈不上文明。可是，在号称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怎么却是一番“动物世界”景象？我赶紧告诉那妇人刚才走过的一名“捡破烂”的体貌特征，让她赶快去追赶。回到座位，我紧抱怀中的胶片，慢慢地闭上眼睛。连日来悬浮的心稍感踏实了点，因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我还属于人类。

肿瘤医院的大夫要我再做一个增强CT，就是打入显影液的CT。做完之后，大夫说，瘤体已严重浸渍主动脉，手术必须连同主动脉一起摘除、换一段人造动脉管，并说由于他们医院没有体外循环机，他建议我去北医一院找一位叫李简的大夫。我再次被震懵了，没想到病情这么严重、手术这么复杂。（后来从304医院得知，肿瘤医院的诊断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知晓了其中的原因。到了以色列，再次证实是胡说八道。）

到了北医一院，挂了李简的号，这位原来是“超级专家”，挂号费300元，约定于后天8：15准时候诊。可他却11点才到。我简述病情，把18张CT大胶片恭恭敬敬地呈上。他不看胶片，反复在胶片中寻找什么，足足找了2分钟。我问他找什么，他不做声、继续寻找。我突然悟到他可能是找CT片诊断书，我赶紧从包里掏出，再次呈上。果然猜对了，他拿起诊断书左看右看，看了足有15分钟。我被搞糊涂了，那诊断书上总共才4行字，怎么看这么长时间？又过了2分钟，终于看完了。他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又被搞迷糊了，怯生生地说“你不看胶片吗？”他随便抽出一张，看了只有2-3秒，又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被彻底搞糊涂了，本来该轮到他讲话了，看这架势倒像是让我讲话。接下来，我提了很多问题，大出预料，对所有的问题，他只有三种反应：1）不回答，2）回答说“不知道”，3）厉声训斥。比如：

问：像我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动手术？

答：这难说，动了手术有可能缓解，也有可能加快死亡。

问：概率上，好的多，还坏的多？

答：告诉你概率没有意义，小概率有可能让你赶上。

……

问：如做手术，术后是否要做放疗或化疗？

不料他猛一拍桌子训斥道：“凭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不是放疗、化疗大夫！”

……

我强忍怒火，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所有问题的回答全是‘不知道’或不做答，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他终于给了我唯一的“明确”的回答：“如果你想在我这儿动手术，你现在就填住院单，如果不想，（手向门一指）出去！”

我真想扇他两耳光，但克制住了。我慢慢收起CT胶片，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整个对话中，除了我最后一句带有情绪以外，我的语气一直非常平和。我一个癌症病人不跟他置气，早晚会有人会替我出这口气。回到家，上网查了一下李简的学历：他毕业于河南的一所地方院校，尔后去日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拿了个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的博士。上google一查，奇怪，这所学校根本就不设硕士、博士学位。这所创立于1972年的私立学校是面向偏远山区、培养医普人员的学校。2011年在校本科生只有431人，其余600多名学生都是医护专业的大专生，在日本大学排名327（日本41CU给出的数据），一所正经的杂牌大学，还好，不是野鸡大学。如果李简真从这所大学拿到了博士文凭，单凭只一年多就能拿到，充其量是个论文博士。当今人们常把论文博士称为五不博士（不听课、不考试……）。如所周知，在正经的大学里靠念学分攻读博士，起码得好几年。这位李简之所以能成为超级专家，原因很简单，靠的是当官，他是北医一院的外科主任。

尔后我去了友谊医院、空军医院、304医院，天坛医院、北医三院，看的全是正教授专家。他们的说法差异极大，令我难以是从。唯一的收获是使我了解到了北京胸外科专家的圈内状况。北京的胸外科专家也就那么二十来人，他们彼此都很熟悉。每次我都提到李简，他们的反应都是轻轻地把嘴一撇。

最后我来到协和医院，这所医院曾拯救过母亲的生命（下边将谈到），我们整个家族都对这家医院有一种特别的敬仰之情。当我来到这家医院院外挂号夹道时，惊呆了。那里许多人打地铺、已排队4天4夜了。

回到家，认真梳理几天来的结果。教授们的诊断差异太大，不禁令人生疑。仔细一想这也正常，看看我们院里我所熟悉的教授们，有的确有真才实学，有的（相当多）都是靠关系上去的。

下一步该怎么办？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此时离回以色列的时间只剩下24天了，我必须加快决断。

回顾自己一生搞科研的经历，许多项目都是从“无知”干起。经验告诉我，面对新项目应先从AP（AcademicPress）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教科书下手，用它入门，然后再读专业杂志，最后达到学科的前沿。想不到自己在年近70时，为了求生，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钻研一门跨度极大的新学科---胸腺癌。还好，我的住处离国家图书馆很近。经过10天的苦读，天天从早8：30到晚9：00，最后心里终于有了数：首选的治疗方案应该是手术，我的年龄还允许手术。

接下来应该决定在哪儿手术。在中国手术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胸腺癌的发病率很低，但中国人口的基数大，病人的绝对数量不少。应该说中国大夫的经验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可惜，这些从百姓身上练刀出来的高水平的大夫却很少再为百姓服务，我一个屁民够不上他们。再说，在中国动手术还有红包问题。若在以色列手术，虽然没有中国的一些弊病，且医疗水平高出中国许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那里的医护人员几乎清一色的全是前苏联移民（以下称俄国人），就我在以色列近30年的社会体验，这些俄国人的品质极坏，那坏劲儿几乎和某些中国人一模一样（参见我的博文《前苏联移民》http://fanyuchen.blshe.com/post/1062/20196）。30年来在以色列只结交了一名俄国朋友（参见我的博文《一朵盛开半个多世纪的红莓花》/alumni/forum/showThread.do?forumId=10018507&threadId=1154447）。如果说手术是大江大浪，术后护理是小河沟，弄不好很可能在小河沟里出问题。后来的事实表明，还真在小河沟里出了问题。

在这期间我曾去我们单位医务室，询问手术报销事宜。一名30来岁的女子专门负责医务报销，我不认识她。我已离开院里近30年了，各个职能部门都换了新人。那一天很热，她的房门大开，屋内只有她一人，我自报姓名，说明来意。非常令人失望，她一直低头试比一条裙子是否合腰，根本就不抬头看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重述一遍，不料她眉头一皱，极不耐烦训斥道“不知道！”。往下无论我再说什么，她仍继续比试裙子，连“不知道”三个字都懒得说了，从始至终就没抬头看我一眼。这是怎么了，怎么我这次回国老遇上生气的事，是气在找我、还是我在找气？算了吧，不跟他置气。就在我怏怏举步出门之际，一名副院长迎面而入，随后屋里传来女人轻快、欢畅的笑声。声音甜美、柔润，犹如发自天堂。阵阵笑声犹如一股股仙霾，催我清醒过来，认清了残酷的现实---中国是一个不适合百姓生存的地方。别犹豫了，回以色列手术去吧！

话从另一头说起。

这次参加清华百年校庆，老伴同我一起回国，她也是清华的。完事后，她先回了以色列，为的是趁暑假之际与孙子孙女们玩耍。由于这次回国呆的时间较长，来前曾通告以色列朋友，担心他们到时找不到我。我的朋友约瑟大概忘了我要在中国呆很长时间，打电话到我以色列的家里询问。老伴对他说了我的病情。他立即叫我赶紧把CT结果发给他、立即帮我在以色列找大夫。（在以色列做CT，给患者的是光盘，不是大胶片。）我赶紧带着U盘和SD卡到医院拷贝，本来非常容易的事，却死活做不来，我说我可以交费，他们义正词严地说没有这项业务。约瑟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他和我老伴立即一同来中国取CT结果，并说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已积累了很多点数，不用掏机票钱。我和老伴都急了，赶紧劝他不要这样，因我再过一个多月就回以色列了。两天后当再我接他电话时，惊呆了，他已到京了。在他下榻的旅馆里，他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我说趁他这次来京，带他在北京转转。他说当晚就走，并执意不肯我去机场送他。我走出旅馆约40米，一回首，他正目注视我、并向我挥手。我鼻子一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最早认识的是他的父亲、一位二战前的奥地利移民，他母亲是第三代乌克兰移民（乌克兰移民的第三代），妻子是第二代德国移民。他4个孩子的婚礼我都参加了，还好，目前在他的家族里还没有俄国人。

凌晨2点，我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刚一出本·古里安机场，手机就响了，老伴说依马努埃尔正在机场等我。我禁不住对老伴发起火来，责怪她不应该把我的病说得谁都知道，麻烦人家。老伴委屈地说她只告诉了约瑟一人。依马努埃尔这个英国移民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他们正在帮我与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联系。我来以色列快30年了，很少去医院，对以色列的医疗体系不了解。医学拉比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以色列有好几家医保系统，每名合法居住者均可任择其一，如不如意，可随时更换。每家医保系统都有自己的医院及大夫，但医院的规模都不大，大夫们虽也分科，但基本上都是保健大夫。每名患者可去本系统的全国任一家医院就诊，不受地区限制。此外，独立于医保系统之外，每个大城市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医疗中心，专门接收从各个医保系统转来的病人。中心设备齐全，大夫高、精、尖。

我居住的小城2.7万人，4个诊所分属4个系统。我的诊所共7人，一名全科、全天候的大夫，2名秘书，其余是护士，另有几名专科大夫轮流在附近几座小城巡诊，每星期只来一次。本所的大夫是位法国移民，说话慢条斯理，每逢见面先握手。两位秘书均是20来岁的女孩。一位是第二代摩洛哥移民，棕色的头发、兰兰的大眼。另一位是第二代突尼斯移民，黑发大眼，一说话就笑。说实话，这二位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大眼一眨一眨，犹如两扇特大的芭蕉扇、上下扇呼，美丽动人。豪不夸张地说，所有男人见到她俩后都会有美丽动人的感觉。不过需要指出，我作为一名年近古稀的老人，早已跨越了体内荷尔蒙过剩、看到漂亮女孩就心动的阶段，说她俩美丽动人，是因为通过一年多的切身感受，深感她们的心灵比她们的容貌更美，对我耐心真诚的帮助比她们的魅力更感人。在我整个就医过程中，以她们为代表的所有的医务人员（俄国人除外）表现出的是对我的深度同情，同情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我身上尽力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

所有的检查都要从头做起，许多检查要去特拉维夫或以色列第4大城市贝尔筛瓦的医疗中心。两处中心都很大，特拉维夫那家，从中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要50分钟，汽车在中心内有很多站。贝尔筛瓦的中心稍小一些，但从一端到另一端起码也得半个小时。每次去前，有很多很繁琐的准备工作。要用网络与医疗中心约时间，对于复杂的检查，比如PET-CT、穿刺等，对方还要与相关人员约定，不能立即回应。时间约定后还要开“17号文件”，即转账单。开这文件也需对方认可后才能开出，往往也需等待。所有这些繁琐的工作，两位女孩都替我安排好，每次还都在地图上把具体要去的位置标明，因中心太大，生人在里边往往晕头转向。

在中国时，虽已知晓首选治疗方案是手术，但具体到我自己是不是一定手术，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很多大夫选定治疗方案时并非从病况出发，而是从出新招儿、发表论文出发，甚至从医院创收出发。记得我在中关村工作时，中关村小学一名年轻女教师与春节期间来探亲的母亲住平房，不幸煤气中毒。到了中关村医院，大夫说唯一抢救的办法是开胸、用手按摩心脏，并说应首先抢救年轻的。结果女教师死在了手术台上，母亲在一边很快自己醒了过来、什么事都没有。后来类似的事件听多了，不禁对医生的医德大生怀疑。在以色列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特设医学拉比。如所周知，拉比为人楷模，严于律己，贻毕生精力指导人们净化心灵、提升精神境界，是倍受尊敬的神圣职务。在以色列要想成为拉比，必须连续在神学院学习6年、且已婚才有资格参加晋升拉比资格考试。每名拉比都能把犹太的“四书五经”---圣经和塔木德（塔木德63卷、11788页）近乎倒背如流。作为医学拉比，除了精通犹太文化、品德高尚外，还需精通医学，他们都是名牌医科大学博士出身，现今都是医学教授。医学拉比不参与具体治疗，只对医疗做指导。作为三位一体（精深的犹太文化、高尚的品德、精湛的医学知识）的医学拉比能非常客观地从病况出发，正确给出判断，有效阻止了医疗中的误判和错判。当然，不是所有的病案都交由医学拉比判断，只当病人提出时才受理。像所有专职的神学拉比一样，医学拉比也分不同的层次和档次。以色列朋友告诉我，我的医检档案已呈交给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菲若尔。

菲若尔作为全国最大的医学拉比，全体以色列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能有许多以色列人不知道当今的卫生部长是谁，但无论男女老少无人不知菲若尔是谁。两天后，菲若尔对我的病案做出批示：立即手术，并指定由阿隆·本·嫩大夫执刀。

阿隆·本·嫩大夫，号称以色列胸外科的NumberOne。周边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慕名前来就医。阿隆·本·嫩大夫本人虽不信教，但他对菲若尔的指示言听计从、心悦诚服。（在以色列，人们往往像敬奉神一样地敬奉高级别拉比，如有幸吻到高级别、特别是最高级别拉比的手，是一生的荣幸）。大夫名中的“本”字意思是“儿子”，“本·嫩”的意思是“嫩的儿子”，是他的姓。如雷贯耳的大卫王的姓也是“本·嫩”。作为大卫王子孙的阿隆大夫，在性格上却与大卫王的暴烈、张扬截然相反，说话沉稳，很具耐心。这位第二代荷兰移民一边指着计算机上的图像，一边向我详细介绍病情。有令人高兴的，比如癌体未浸润周围组织。也有令人忧虑的，比如经穿刺活检，发现癌体是恶性的。此时无论听到多么忧虑的，对我来说都已无所谓，事情已走到这一步，只能壮着胆儿、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在第3次与阿隆大夫谈话时（这是预定谈话的最后一次），他反复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搜肠刮肚问了所有想问的，但还是担心有遗漏。我请他容我回去想一想，阿隆大夫欣然同意。这样，在术前总共进行了4次谈话。至此，术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日期也定了。

按计划，应在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住院。从家去医院要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不知怎么回事儿，自打上了岁数后，添了许多穷毛病，最令人心烦的就是只要一紧张，屎尿必来，而且还是急茬儿的。为了避免在汽车上出问题，出行前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尽管在路上一再提醒自己别紧张，但还是老想明天手术的事，大夫曾对我说要用电锯把胸骨从上到下全部锯开，最后再用7道钢丝把胸骨绑紧…。想着想着最怕发生的事还是来了，忽然间屎尿齐涌，立即进入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紧急状态，不得不求司机停车。司机是位埃塞俄比亚移民，态度挺好，但由于在高速路上不能停车，必须行进到前方路口下高速，大约还得15分钟后。好家伙，熬这15分钟如同熬15个小时。车还未停稳，我就冲入路边深草，说时迟那时快，“噗”地一声，势如破竹，哇！那叫一个痛快。此情此景令我不禁想起一则著名的成语-“粪发涂墙”。透过草丛间隙向汽车望去，车上的乘客正冲我会心地微笑。

入院后，护士告知明早不可进食、须于6：30之前洗好澡、静候。次日，两名俄国壮汉准时推来一张床，手一指，示意叫我躺上。这帮可恶、可憎的俄国人今日终于出场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充满了对我、非白人的蔑视和鄙视，今天，他们居然连句话都懒得说，用手比划。可是他们在西欧或北美白人面前，完全是一副媚颜媚骨，与中国下层官员见到上层官员时的哈巴劲儿一模一样。我躺在行进的床上，看着屋顶天花板上的光影一个个向后滑闪，听着车轮与地砖相碰发出有节奏的咔哒声，不禁联想起40多年前红卫兵大串联、坐火车时的情景，当年曾发誓解救全世界2/3的受苦人，今天却由“未能被我们解救的人”解救我，特别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来解救。

进入一道大门后，两名工作人员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由于紧张，报码时直打磕绊儿。老伴儿赶紧帮忙，被立即制止。他们坚持要我自报，然后二人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像是签字。之后，又分别由另外两拨儿人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

进入手术室后，两位助理大夫立刻行动起来。一位是意大利移民、40多岁，另一位是女大夫、第二代匈牙利移民、近40岁。谢天谢地，在关键的人物中没有俄国人。约7：30，大夫说开始打麻药，只觉左手臂稍有点疼，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手术室外，老伴儿密切注视大厅上方屏幕的变化：“范雨臣入手术室”…“范雨臣开始手术”…“范雨臣手术中”。此后几个小时无变化。约1：30，屏幕上终于跳出：“范雨臣手术结束”。老伴儿立即紧张起来、全神注视手术室大门。此时她忽觉身旁似有人蹲下，侧身一看，哇！正是阿隆大夫。阿隆大夫蹲着，对老伴儿说（老伴儿正坐在沙发里）“纳开–阔尔比赛得”。“纳开”的意思是全部切除干净，“阔尔比赛得”的意思是手术进行非常顺利。老伴儿连忙扶起阿隆大夫，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老伴儿看到我浑身插满了管子被推出手术室时，不禁哭了起来，她实在接受不了这番模样。半小时后，我睁开眼，看到女儿站在床前，我不无责备地对她说“你怎么来了？”术前我曾反复嘱咐女儿不要来，她有6个孩子，其中3个上学、2个幼儿园、1个在家，脱不开身。现今，对于我这已年近古稀的姥爷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是看着这六个孩子健康地成长。我连连对女儿说“快回家，看好孩子！”。

我被推入病房。病房约十七八米，住两人，有一洗澡间（含厕所），洗澡间内外各有一洗手池，洗涤剂和手纸齐全。没想到在墙上还配有一盒一次性薄塑胶手套，随便扽用。围绕病床有落地吊帘，可张合。此外还有两个沙发，摊开后是小床，供陪住人夜宿。

每日三餐都是份儿饭，其中酸奶、肉、水果、蔬菜的量都不少，还有粥、汤之类，面包随便吃。对我这个在中国过了几十年穷日子的人来说，饭菜算不错。正当老伴儿发愁自己的饭怎么解决时，有志愿者按名单找到老伴儿，问是否需要由志愿者送饭，老伴儿欣然接受。志愿者送的饭是由地方教堂出钱、由餐馆制作，免费提供给陪住人员。每次送来时都挺热乎，且质量很好。老伴儿很快发现，在医疗中心楼下的教堂里，平日免费提供简单的食物，逢安息日免费提供正餐。一天下来后，老伴儿还发现无论志愿者的饭、还是楼下教堂的饭都可不再需要，因提供给病人的饭每次都剩下许多份儿（病人免费用餐）。此外，院方还为陪住人员提供冰箱。

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护士、同室的病友）陆续登场了，我最杵、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与他们打交道。俄国人的坏劲儿不是个别人，是整个民族性格的堕落与败坏，在很多方面很像中国人。共产主义起自西欧，但西欧没染上，却在俄国与中国落脚生根，这绝非偶然。中俄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亲和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欧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抵御力。

首先,  感谢诸位的关心,  有诸位的祝福,  我相信我一定能好起来.

本来想在本文续篇中祥谈 "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  现简要罗列几点:

1) 在以色列无挂号费一说,  无论看哪个级别的大夫,  都不交费.

2) 术前的所有检查均免费.

3) 手术免费.

4) 住院免费 (包括用餐).

5) 我和老伴儿去医疗中心的全部路费(其中包括好几次出租车费)均报销. 

当然,  之所以免费是因为我买了医疗保险,  我买的是最基本的保险.  20年前是每月交 82谢克尔 ( 1谢克尔 = 1.7元 ),  现今是每月交 101 谢克尔 .  如有工作,  这钱从工资里扣.  如没工作, 由政府的失业部门可无限期地交下去.  ( 目前以色列的平均工资是 10100 谢克尔/月). 买医疗保险后三个月就可享受全部待遇.

6)  政府得知我生病后,派人来帮我做家务已一年多了,家务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支付.

以上所有这些任何一普通人均可享受,绝非只有“贵宾” 才可享受.我住的病房是最最普通的病房,  同样也绝非 “贵宾” 待遇.

     手术后在特拉维夫医疗中心住院6天，先后有6名护士出场，她们都是俄国移民。其中1名的态度很好，4名冷淡，1名极端恶劣。不出所料，她们是：

         好的 -- 第3代移民
         冷淡的 -- 第2代移民
         恶劣的 -- 第1代移民

         在以色列这样的诚信的社会里，历经三代才把族群的劣根改造过来，可见劣根的顽固性。所谓诚信社会，绝非是这个社会没有坑蒙拐骗的坏人、坏事，而是它的政府不倡导说假话、民众敢说真话、坑蒙拐骗在社会上行不成风气。

         术前的那位护士最好，十八九岁，非常漂亮。她一大早就来到病房，核实术前准备，安慰我不要紧张。此时我已穿好了手术服，所谓手术服就是两片长布，一前一后系在身上，看上去像件长袍，袍内赤身无牵挂。没想到按照程序，护士得查看胸部和腹部。这下麻烦了，长袍在身，既要裸露上方、又要遮盖住下方的要害部位，操作须特别谨慎。古稀的年龄再加上紧张的神经，手一哆嗦，整件长袍滑落到地，顿时原形毕露，实在丢人现眼。护士抢先一步捡起衣服，盖住我的害羞部位，平和地继续查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此时此刻我真恨不得地上有条缝儿，立即钻进去。

         随后有4位护士陆续登场，个个面孔冷冰，来去一言不发。还好，倒没训斥我。每当她们与我的目光碰到一起，都是瞪上一眼，然后立即调转，好像我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让她们逮了个正着，同室的病友来自比利时，是名卡车司机，不善言谈，除了简单地回答 “是” 与 “不”外，很少主动说话。尽管如此，护士们对他态度却是满面春风，总是有说不完的 “知心话”，这与中国马屁精们在官员面前的表现一模一样。护士们的面孔犹如计算机中的 “双稳” (flip-flop)，比利时司机把它触为笑脸，我立即把它翻转过来、触为阴脸。许多俄国人都犯这病，在西欧人面前--媚颜媚骨，在东方人面前--横颜冷对。一天后，这位自比利时卡车司机就出院了。随后从别的房间转来一名病友，为的是躲避同室病友的打呼噜。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起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在手术完成后，由两名俄国壮汉把我移到床上。由于工作不认真，我的右臂被紧紧地挤压在右床栏上。回到病房后，护士只关心左臂上的输液瓶，不查看右臂的状况，就这样一直呆了36个小时。虽然术后曾醒过几次，但每次只有几分钟，很快就又睡了过去，等我真正完全醒过来时已36个小时了。这下坏了，醒后右臂麻得近乎完全失去知觉，非常痛苦。起初我曾怀疑大夫在动手术时伤及了臂神经，直到有一天听到大夫批评护士处理不当我才确信这是护理事故。大夫耐心地教我如何康复，5个月后胳臂才见好转。

         出院那天的护士最坏。大夫开了5种药，供回家服用。按照中国的习惯，这药当然由院方提供。可在以色列不是，大夫只开出药名，药必须到市面上去买。按照工作程式，药名由护士传达给我。这名护士态度极端恶劣，手写的药名非常潦草，极快的希伯来语含糊不清，我和老伴儿什么都没听懂，不得不求她再慢说一遍。不料她抬屁股就走，一言不发。尽管我们一再呼她回来，可她连头都不回。此情此景对我们这在中国生活了半辈子的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就在中国学会了应对的办法 -- 忍耐。我们不得不求问阿隆大夫，他很快打印出一清单、标明每一种药的用法，并一再强调其中一种俗称为 “SOS” 的药，不到疼得万不得已时不可服用。

    美国和以色列都是移民国家，从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至今已好几百年，可是以色列从1948建国到现在只有几十年。每个以色列人（或家庭）来以色列的时间都不长，因此每当生人见面时，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来几年了？”。但人们通常不是直问 “来几年了？”，而是委婉地问 “阿他-诺拉得-拜埃瑞茨？”，意思是 “你是本土出生的吗？”。在犹太传统观念中，本土出生是件非常骄傲、光荣的事。有时虽然对方的希伯来语说得结结巴巴，明知他不是本土出生，但出于礼貌，仍问 “本土出生的？”。如某人出生在耶路撒冷老城，那是最荣耀的事。我来以色列这些年只碰到一名耶路撒冷老城出生的犹太人，她就是约瑟的母亲，如今97岁的高龄，无论碰到生人或熟人，话不出三句就是 “我是耶路撒冷老城出生的！”，光彩劲儿溢于言表。

          “本土出生的？”，由此拉开了与新转来病友的谈话。其实不用问，一看他那典型的俄罗斯东方脸型，就知道他来自前苏联。一听他的希伯来语水平，马上就能断定他来以色列约20余年。什么是典型的俄罗斯脸型？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许多俄罗斯人的白人特征（比如高鼻深目）不如西欧人那样突显。这是由于历史上匈奴人、蒙古人多次向西迁移的结果。当今，长有一付典型蒙古人脸型的俄国总统普京就是这一迁移的活标本。新病友苏斯洛夫做的是心脏手术、还换了一根管子。他大我3岁，原是莫斯科的一名中学教师，来以色列后一直打零工。当他得知我们来自中国时，马上跟进说 “在中国动手术肯定也得给大夫递红包”。其中 “肯定” 二字（希语，拜图阿）语气刚毅坚定，像是在表达对社会主义的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弊端自信）。苏联早已解体，但从他的语气仍强烈地流露出当年“老大哥”的神态。中国的红包是不是从老大哥那学来的，不知道。但苏中两国确曾都搞过社会主义，这点没疑问。他说像他这样的手术在莫斯科的红包行情是3000$，他问中国的行情，我说不知道，他把嘴一撇，嘴角上挂着无奈又透着狐疑。其实，中国的行情我并非一点都没听说，北京的行情大约是3-5千元，特大的手术可上万（可能不会这么少，有待核实）。我之所以对苏斯洛夫说不知道，是因为如果实说中国的行情低于俄国，表明我们至今仍是俄国的小老弟，我们这个小老弟已当了半个多世纪了，实在不想再当下去了。如说高于3000$，有损中国大夫的形象。虽说中俄两国的行情不一样，但如下几点是相同的，1）红包不是必须的。不送红包照样手术，其区别是（比如盲肠手术）送红包的刀口是2厘米，不送红包刀口6-7厘米，至于刀口下边的区别只能是天知、地知、大夫知了。虽不是所有的大夫都这么做，但相当多的大夫是这么做。2）中俄大夫都言称拒收红包，如何使大夫收下，学问可大了，没有教科书可循，全靠患方刻苦钻研、摸索。3）中俄官方对红包都不严惩。

         我曾试着问过约瑟是否给阿隆大夫送红包，约瑟大眼一瞪、警告说 “在以色列大夫接红包是要坐牢的，并永久失去从医的权力，同时也严惩送红包的人。”

     在随后的5天里一直和苏斯洛夫相伴。没想到，自他搬入后就失去了宁静。探视人络绎不绝，一拨接一拨，大声喧哗。人们都说中国人喜欢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其实俄国人的喧哗劲儿不亚于中国人、甚至胜过中国人。在以色列多次看到人们制止俄国人大声说话，俄国人总是现出惊诧状，好像不理解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仍继续大声说下去，为此经常发生争吵。（顺便说一句，埃塞俄比亚移民也犯这毛病）。由于以色列的病房不设探视时间，全天候开放，结果从早到晚就没有宁静的时候，烦死了。其实苏斯洛夫本人也烦，他经常借口找大夫躲到清静的地方、把探视人甩在病房。不同批次的探视人员（病人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平时较少见面，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一侃就是2-3个小时，甚至3-4个小时。熬走一拨儿，紧接着又来一拨儿。这种以探视为名，把 “关心” 强加到病人头上、病人从中没有任何受益、反而受苦的状况在中国也很常见，由此再现出中俄民族性格的相似性。西欧人绝少这样。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是，未见俄国护士与俄国病人间 “两眼泪汪汪”。俄国人对待自己的同胞远不像对待西欧、北美人那样热情，彼此只是不冷不热、不再说希伯来语、全说俄语而已。 

         苏斯洛夫白天由妻子伺候，晚间由儿女陪同。他的妻子长得很像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亚，人很机灵，不过都是小机灵，喜欢耍小聪明、其手法很像中国人。她知道喧哗招人烦，容易把关系搞僵。若搞僵，双方心里都添堵，因此主动修好关系。所谓主动修好其实全是 “借花献佛”。她知道我老伴儿的洗澡是个问题，因老伴儿昼夜值守，不像她那样晚间可以回家。其实中国人天天洗澡的习惯只是近些年的事，当年经常十天半月的不洗澡，也都过来了，今天再过一次也没什么。苏斯洛夫的妻子反复劝我老伴儿就在男病房洗澡，并告知什么时间洗最好。但老伴儿一直觉得这样不合适。不料，苏斯洛夫的妻子率直进入洗澡间、洗了起来。起初我们以为她这是身体力行、为的是劝我老伴洗澡。后来发现她天天洗，甚至一天两次，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有这个方便为什么不用，不用没人奖励你”。

         许多俄国人觉得自己是白人，看不起东方人。有时为了与东方人拉关系，装出友好的样子，因为是装的，歧视的本性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来。许多俄国人明显地含有东亚血统，就拿苏斯洛夫和他的妻子来说，脸形的立体感远不及西欧人，但与中国人的平板脸型相比，还是有相当程度的立体感。在俄国人中，白人血统越重，其行为举止越像西欧人 

         到了第4天，苏斯洛夫全家的嗓门大了起来，音量不再克制，与他们说话爱答不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他们要出院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小心翼翼与我们维持 “和谐“ 关系了。他们径直走出房门，连句 “拜拜” 都不肯说。其实他是被医院赶走的，大夫早就催他出院，他总是找种种借口拖延。医院的医疗条件当然比家里好，吃饭还免费，这等便宜对许多俄国人来说哪有不沾的道理。正如本文在上一篇中所述，俄国人的坏劲儿不是个别人，是整个民族性格的堕落与败坏。比如在我们小城，在最外边有一条环城公路，再往外就是田野。沿公路修有很宽的红砖便道，但由于小城人少，环城便道上长满了荒草，荒草中有一条弯曲的小路，那是由少数散步人踏出来的。我常在这小路上散步。每当碰到对面来人，凡主动让路或相互让路的全是非俄国人。凡从不让路、想当然地要我给他让路的全是俄国人。其实这情景在中国普遍存在。到了夏天，许多女人打阳伞。就我在北京的经验，多次遇到对方阳伞外沿上的铁尖眼看就要戳到我脸上甚至眼上，可打伞人 “熟视无睹”、豪无躲闪意识，全靠我 “眼疾首快”， 歪头躲闪；或 “眼疾手快”，用手挡驾。中国人与俄国人何其相似！

       说起动大手术，自然要谈到费用。下边细说一下在上一篇最后列出的几点。 

         1）在以色列看医生没有挂号费一说，无论看哪一个级别的大夫都无需挂号费。按照人类“普世价值”，付出劳动就应收取报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大夫为病人诊断、付出了劳动，自然就要收挂号费。但是，当整个手术都免费时，收挂号费就显得有些滑稽可笑。

         2）术前一切检查均免费，比如PET-CT检查免费。这一项在中国是自费，北京是12500元，上海是7500元。据说中国的高干每年都做PET-CT检查，当然他们不会自掏腰包。如今，对我这年入古稀的老人来说，人生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奋斗目标就是在有生之年，加紧对革命多做贡献，争取熬个高干，日后入高干病房。

         3）整个手术免费。

         最出乎意外的是下边两点：

         4）我和老伴儿俩人去医疗中心的所有路费均报销。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事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事。术前检查有好几次安排在早8:00，坐公共汽车赶不到，我们坐出租车。还有，出院及出院后的几次复查也坐出租车。起初，我们下意识顽固地认定出租车费不可能报，根本就没索要收据。细心的秘书（就是我们诊所的那位摩洛哥女孩）发现后，立即与出租车司机联系（我们小城总共只有两万多人，找到那司机不困难），司机很快笑眯眯地送来了收据，之所以笑眯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今后的生意，从我们小城去医疗中心140多公里，要400谢克尔（1谢克尔=1.7元），是个很大的活儿，在我们小城内跑一趟最多也就挣12谢克尔。

         之所以有如上的免费和报销，是因为我买了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有很多品种，我选的是最基本的保险，因我觉得这已足够了，它大体相当于中国改革前的公费医疗。买基本保险所交的费额基本上是以色列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一。20多年前以色列的平均工资是8000谢克尔/月，那时所交的费额是80谢克尔/月。现今的平均工资是10100谢克尔/月，费额是101谢克尔/月。如有工作，这钱从工资里扣。如没工作，这钱由以色列的 “国家保障部” （拜图阿-莱乌米）可无限期地交下去。“国家保障部”专门负责失业保险、老残补助等事宜。买医疗保险后3个月就可享受全部的保险待遇。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中国学者来我所在的大学做博士后，几个月后发现肺癌，立即手术，因买了医疗保险（基本的），手术费全免。此后一条警句 “在以色列一定要买医疗保险” 迅速在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间传开。 20多年过去，这警句至今仍在响亮流行。这位学者术后一年多没上班，可学校仍照发他这一年多的工资。如在基本医疗保险上每月再多交150谢克尔，可享受把大夫叫到家里、海外医疗报销等。我的一位邻居就是用这种保险在德国做了脊椎手术。此外，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医疗保险，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似乎我的整个手术一分未花，其实不是。出院时大夫开了5种回家服用的药，这药必须自掏腰包到市面上去买。5种药本应付75谢克尔，由于是处方药，有优惠，最后只掏了27谢克尔，合40多块人民币。真有点不可思议，那么大的手术免费，连出租车费都报销，最后区区27谢克尔（40多块人民币）的药费却自掏腰包。不是不应掏，而是有点滑稽可笑。 

         5）一天，家里的门铃响起，透过门镜一看，来人不像是 “哈瑞第”。

         【“哈瑞第” 是犹太人中一个极为懒惰的群体。家中夫妇都不工作，生活全靠政府救济，穷得很。因此他们经常走门串户，以捐款的名义要钱，特别烦人。

         当我们确认来人确实不是 “哈瑞第” 时，打开了房门。来人说他是以色列 “国家保障部” 的工作人员，他们获知我做了大手术，问我是否需要派人来帮我做家务，家务人员的工资由他们支付。我欣然同意，填了表。但他走后我又犹豫起来。因为愿意来干这种家务的一般都是希伯来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四五十岁的新移民。这类人有两拨儿，一是俄国人，二是埃塞俄比亚人。这两类人都有问题。

         第一位来家干活的是俄国人，与西欧人比，她充其量只能算个半吊子白人，但白人架子却不小，趾高气扬，老是训斥我们。她给我们干活，却总是要我们给她搭下手。她心理承受不了白人伺候黄种人，对我们老是呲呲嗒嗒，我们忍了两个月后，实在没法再忍，就把她辞了。

         第二位是名埃塞俄比亚人。她超乎寻常的热情常使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完全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在她的心目中，中国人和她同是有色人种，是 “同胞”。 她作为一名黑人在社会上受到了不少歧视。受自卑心理的驱使，内心往往又十分羡慕浅肤色的人，自然就对浅肤色的中国人有了亲近感。虽说这种心态有点扭曲，但我内心一直很同情黑人，觉得上帝不够公正，不应该让他们长成那个样子。这名埃塞俄比亚人总的来说干活不错，但有个非常烦人的缺点，就是爱说谎，说非常低级的谎言。比如，明明看她用同一块抹布刚擦完马桶就擦餐桌。问她为什么不换，她矢口否认、还振振有词。专家们说，无论哪个民族或种族，智商不高的人有个通病，即爱说谎，瞎话张口就来，现说现编。编完之后自己早已忘却，可听者心里有数。等到下一次说同样的话题，又是新一套的现说现编，与上次完全驴唇不对马嘴。专家们还说，沿撒哈拉这条纬线上的非洲黑人智商最低，埃塞俄比亚刚好就在这线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埃塞俄比亚人都爱说谎。普希金的外祖父就是埃塞俄比亚人，这位埃塞俄比亚人智力非凡、语言能力绝顶超常。给我们干活的这名埃塞俄比亚人半年后因家里有事就离开了。虽然说谎招人烦，但我们还是很留恋她。

         第三位是位稍有点智障的小伙子、一位伊拉克裔移民。随着我身体状况的转好，他来我家几乎不干活，只是聊聊天。在以色列找工作非常困难，特别像他这样的人。他来我家好歹能挣些钱，就算我帮他吧。（残疾人在以色列即使不工作，从国家领取的救济金足够吃饭的。）

       在本文的上半部分，曾提及我们家族对北京协和医院有一种特别的敬仰之情，因它拯救了母亲的生命。说来难以置信，我在以色列的这段经历与母亲当年在协和医院的经历近乎完全相同。

         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父母原本都是河北南部农村人。父亲于1917年来北京，在兵工厂当工人。母亲一直在老家伺候公婆，按照农村的规矩，当父母在世时，出门在外的人不得把自己的家眷接出去。从1937年开始，母亲在胯骨上长了个大包。刚开始只是走路困难，到最后完全不能行走，骨瘦如柴，眼看人就不行了。寻遍了当地所有的大夫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奶奶发话叫母亲去北京看病。母亲于1939年带着正在吃奶的、只有8个月大的哥哥来京。父亲虽已来京20余年，但他大字不识（确切地说只认识自己的名字），特别是在他27岁那年在一次工伤事故中耳朵全聋。文盲+残疾，只能是彻底的穷汉。

         协和医院很快诊断出母亲的病是骨结核，对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母亲来说，怎么也听不懂 “结核” 是什么意思。大夫耐心地解释说这病和痨病是一种病，一个长在肺上，一个长在骨头上。母亲终于明白了之后，执意立即回家，因她不想死在外边（北京）。她来京的目的只是想知道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死个明白。对于身无分文的父母来说，治病的事连想都不敢想。 

         正当父亲推着排子车（小板车）准备离开协和医院时，众人（他们是在协和医院门口摆小摊的、以及在门口拉洋车的）拦住了父母，他们说他们正在帮母亲求 “慈善”。当母亲终于明白 “慈善” 就是看病不花钱时，绝不信世界上会有这等好事，越发执意要走。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母亲最后终于同意试一试。众人帮父亲填好一张表，要父亲交到一个窗口。不料窗口里的人厉声训斥道：“没钱来看病？走、走、走！”，把表扔了出来。众人立即安慰父亲说这是第一步、都这样，如果只交一张表就能求下慈善来，那谁都来求。作为第二步，众人要父亲找个 “人保”、再找个 “铺保”，然后再拿张 “当票”，再来求慈善。父亲找了只有一名徒弟的摇煤球的煤铺掌柜的作为人保，找了一个只有夫妻二人经营的小饭铺作为铺保，再加一张当褥子的当票。一星期后喜从天降， “慈善” 居然求下来了。这当中审查人员曾到父母的住处核实，当时父母住在窑台（今陶然亭一带）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紧挨坟场。

         往下母亲在协和医院的经历与我在以色列的经历近乎一模一样，整个手术、住院（含住院伙食）以及出院后的后续治疗，全都免费。母亲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究竟有多长？这是自父母去世后、一直堵在心头的一个没弄明白的疙瘩。早些年当自己身强力壮时，没关心这些细节。今年我特意求问两位姨妈，96岁的姨妈说住了半年，88岁的姨妈说住了3个月。显然，住半年是不可能的，但住了很长时间这点是肯定的。

         母亲住院与我住院并非全都相同，也有区别，这就是协和医院的护士比俄国护士好得多（协和医院的大夫也好，自不必说）。父母大字不识、满嘴的河北南部土话，但无一人嗤笑他们是 “土老帽儿”。

         协和医院附近有一名 “打鼓的”（收破烂的），他看到母亲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住院实在困难，想把哥哥接到他家里，他家刚好也有一个吃奶的孩子。起初父母很犹豫，因与这位 “打鼓的” 素不相识，但当时实在困难，最后同意了。母亲出院后，整个下身打着石膏、趴在床上，仍没法照顾哥哥，哥哥仍继续呆在这名打鼓人家里，直到3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家女主人把自己的奶水分给两个孩子吃，分文不取，最后哥哥认了她作干妈。干妈一家原本是京东三河县农民，进京的目的是挣些钱、回家买地。1950年在家乡分到了地，他们觉得人生的最大目标已经达到，就回乡种地去了。这步走错了，干爹干妈死于61年大饥荒。如今70多年过去，我们两家后代亲情不断，与干哥干姐的关系胜过亲兄弟。

         母亲出院后，起初大夫、护士一个星期来家两趟，后减为一趟 ……。 直到后来减到三个月一趟，大夫说以后就不再来家了，要母亲半年后去医院复查。当半年后如约来到协和医院时，惊呆了，医院乱作一团，不见大夫、护士的踪影，到处、连楼梯上都是日本伤兵……。应该说母亲是幸运的，若晚一步赶上战乱，不堪设想。就这样，母亲在床上趴了3年后奇迹般地好了。最最使母亲难以忘怀的是护士每次来家后都帮着干家务，从大件的针线活，直到日常琐碎的家务样样都干得非常认真仔细，就像是自家的亲闺女。这件事对我这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人来说，一直转不过弯儿来，直到改革开放后，读了大量有关当年慈善事业的文章，才搞清是怎么回事。

         到了1950年，母亲老咳嗽，一到晚间就发烧。到医院一查，已经是三期的肺结核。那时父亲在国营大厂工作，厂领导非常重视。逢年过节甚至平时常来家里看望，还经常给补助。父亲的工资调到了7级，家里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母亲的病又奇迹般的好了。

         1983年，母亲有点感冒去医院，一针下去后就不省人事了，6天后去世。在她心脏停跳那一刻，我急忙叫值班护士去抢救。不料，她一边慢条斯理地低头剪指甲，一边说：“人都死了，还瞎耽误什么工夫呀！”。始终没抬头看我一眼。母亲就这样走了，走前一句话也没交代，这是我一生中最最拧心的一件事。谁都没想到，包括她自己更绝对没想到去医院看点感冒竟成为永别。回顾母亲的一生，慈善事业救过她的命，1949年后的新政救过她的命、可最后又夺走了她的命！

       70多年前，在亚洲最东边、军阀混战的中国，由民间的慈善机构帮助穷人免费看病，到今天在亚洲的最西边，由国家承担、使每位合法居住者均享受免费医疗；从中能清楚地看到人类文明进步的脉络。从当年护士帮忙干家务，到今天由政府机构派人做家务，再次使人看到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脉络。同样，由共产党刚进城时厂领导探视残疾+传染病的家庭，演变到今天逢年过节、甚至平时由一拨拨儿健康的人、拎着大嘟噜小提溜参拜领导；同样使人看到了这个社会的 “进步”。我有个亲戚、官儿不大不小，住干部楼。退休后很怕出门、特别是逢年过节绝对不敢出门，就怕碰上那些拎着大嘟噜小提溜的人，往日他们对自己点头哈腰、往自己家跑，今日爱答不理、往现任领导家跑。反差太大，刺激太强烈。

         我出生在北京龙须沟下游，是当年北京最穷的地方。前年特意去那里，昔日窝棚式低矮的小平房、剥落的墙皮、风化掉渣的墙砖都不见了。如今一栋栋高级住宅拔地而起，明亮的落地窗内窗帘紧闭，不知里边都是些什么人，层层保安昼夜巡逻。我把手伸入铁栏杆，抓了一把土，想把它带回以色列。不料，一名保安迅速跑来，训问我偷了什么，令我立即放下。我哆哆嗦嗦地张开手掌，土簌簌落下。此时，我突然意识到偌大的北京原来都是人家的，没我的份儿。

         不！北京更是我们这些普通平民的，如果没有平民在大街上、商店里、公交车里拥挤，北京能如此熙熙攘攘、能如此繁华？如果没有平民高呼 “万岁！”，北京的百万人国庆大游行能如此壮丽辉煌？百年来我们两代人一直给那些杀入北京的大款、大腕们垫底，这就是我们的家族史，也是我们眼中的北京史。

         随着我年龄渐入古稀，渐渐体会到 “死亡” 不再是别人的事。特别是这次大病，多次想到了死亡。虽然还不能断定将来葬到哪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死后绝不到欧洲洋人那儿去报到，他们与我不沾亲不带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按照人类的传统和普世观念，身为一名炎黄子孙，死后当然应到自己的炎黄老祖那里报到，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孙中山那儿报到。永做中华儿女，不做洋人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