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成熟的美国唱片工业里，歌手的成名也一般遵循这样的秩序，先唱现场，再出唱片，后期多了一个电视选秀，就像一架直升飞机。张靓颖、金池这些和黄绮珊的经历有几分相似的年轻女孩都抓紧了这根最后的稻草，被草根选秀节目的狂潮送上了天，但成名多年的黄绮珊，几近退隐，几乎要错过这班飞机。

最初，黄绮珊拒绝了《我是歌手》的邀请。总导演洪涛追到北京、重庆、新加坡，亲自坐在黄绮珊的对面，她还是说，“这个事情，真的抱歉。”对于当时的她来说，完成在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的学业，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在重庆，洪涛把黄绮珊拉去KTV唱歌，想试试她的嗓子。她唱了一首《I will always love you》，把洪涛唱哭了。第二天早上，他给黄绮珊发去一条短信：谢谢你，我这一趟没有白走。

后来黄绮珊答应参加两期。寒假结束，就回去上学。结果一直唱到现在。

汪峰说她近乎完美，那英说要为她转身，羽泉说，“20年前，她的演绎能力就是这样，甚至更强。”老朋友陈洁明觉得，“她真正自信了。当年她觉得自己声音很好，但市场上没有反应，那种自信是不足的，是会躁动的。”现在看到她使用麦克风的距离、角度、轻重，“起承转合，交待得这么清楚。这一次，她可以做到每一个音都把你打动。”

为了把她留在节目里，湖南台的领导出面和她的学校沟通，学校破例准假，但要求她明年把落下的功课补上，才能毕业。她自己也对这个舞台充满了留恋，“这么棒的乐队，这么好的音响，这么好的灯光，那么接近我心中的舞台。”台上和她同场竞技的齐秦、陈明、周晓欧都是旧日相识，黄绮珊说，“我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传奇

黄绮珊曾站在中国最好的舞台上，广州的“卜通100”。90年代初，它是广州最好的歌厅，是原创音乐的基地，那英、崔健、朱哲琴、林依轮等人都在这里表演。当时最流行的演艺厅文化是歌手在上面唱歌，客人在下面跳舞，但“卜通100”不是这样，客人只能坐着听。

为了站上那个舞台，黄绮珊考了3次，陈彼得、那英都向老板举荐过她。直到她准备离开广州，临行前才接到老板答应她留下的电话，但只付给她每天47块钱，比她要求的少了一半多。

在那之前，她已经在重庆、贵阳、海口等地驻唱多时。在海南，娱乐城的老板让她住最好的酒店，给她开最高的工资。虽然是一个“流浪歌手”，但她自信地说，“每走到一个城市，我都是引人注目的。”

很快，黄绮珊成了“卜通100”的传奇。吉他手捞仔、词曲作者陈洁明都是这里的常客，后来也成了黄绮珊的朋友。捞仔记得，只要黄绮珊唱两句，人都不用出现，现场一定会鼓掌。江湖传言，那英惟一怕的歌手就是她。

另一个传奇是和台湾音乐人涂惠源的婚姻。涂惠源来在内地，原本想去上海见见歌手，途经广州，被捞仔带去“卜通100”听歌。当他看完黄绮珊的演出，决定不去上海了，他感慨：怎么中国大陆有一个像惠特尼·休斯顿那样的歌手?陈洁明说，“这就是她声音的魅力。”

这段婚姻最终因男方的背叛惨淡收场，两人离婚后8年没有联系。之后涂惠源把这段爱情写成了《听海》和《剪爱》，成了张惠妹的成名曲。

捞仔至今认为，黄绮珊选择去台湾做唱片有些可惜，当时的两岸关系还有诸多限制，存在风险，而广东乐坛正是最具活力的时期，而且，“特别珍惜这种嗓子好的歌手”。

等她从台湾回来，好时期已经过去。1996年，广东乐坛开始走下坡路，歌手纷纷北上，赏识黄绮珊的人也都处在各自的低潮期，顾着自己的营生，没有能力帮她。

“那个时候在音乐上我有自己的审美观，有自己的坚持。我认为这样才好，就是不妥协。你可以想象会换来什么。”黄绮珊说。卡拉OK开始流行，唱片市场开始大量包装偶像，被口水歌占领，歌曲要简单、能够流传，最好是听两遍就能唱。“嗓子太好反而变得奇怪”，传奇的黄绮珊被困在了那个传奇的时代。

妥协

在朋友们的回忆里，当时的黄绮珊性格急躁，情绪很不稳定，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她是重庆人，辣妹子，急脾气，风风火火。捞仔说，“就像一个身怀绝技的战士，她没有战场。”

捞仔长她一岁，音乐上也更有资历，有时黄绮珊想不开，就找他喝酒，一聊就是一个通宵。那是黄绮珊人生的最低谷，经济上有困难，感情、事业都不顺利，名字也改过多次。黄绮珊原名黄晓霞，中间改成黄小珊、苏珊、黄后，受台湾演艺圈算字改名的风气影响，当时从广东出道的杨钰莹、林依轮都是用艺名。

“往前到处找路，想要挣扎着出来，”陈洁明当年帮助黄绮珊上晚会、唱电影主题曲，总能让听众震惊，却没能被大众记住。黄绮珊甚至试过自杀，幸亏被及时发现。讲到这里，捞仔很难过，当黄绮珊说自己已经放下的时候，他依然替她心有不甘。“以前那些把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都比她出名，这种心情真的比物质上的匮乏还要难受。”

1998年，黄绮珊再次转换战场，签约喜洋洋。到北京的第一天，她刷牙时扭头看见窗外下起了大雪，立刻把牙刷丢下，洗把脸，穿上衣服，奔到楼下，把自己砸在雪地里。

她以为，只要再熬一张唱片出来，一切就会有转机，但生活并没有这样眷顾她。这个时期，广东每年有几百号音乐人奔赴北京，这些人如果不能登上央视，基本上等于销声匿迹。那时南方接受北方音乐的惟一渠道就是电视台。这张高难度的、探索性的专辑，再次被淹没了。

在那之后，她皈依上帝，苦练网球，偶有演出，录些教堂音乐，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时也曾出现在舞台上，但并不是台上的明星。她和老朋友们失去了联系。

捞仔说，即便在成熟的美国唱片工业里，歌手的成名一般也是遵循这样的秩序，先唱现场，再出唱片，“后期多了一个电视选秀，就像一架直升飞机。”张靓颖、金池这些和黄绮珊的经历有几分相似的女孩都抓紧了这根最后的稻草，被草根选秀节目的狂潮送上了天，但成名多年的黄绮珊，几近退隐，又要错过这班飞机了。

“这是惟一的一条路，不成名，不成为品牌，就无法销售，”陈洁明说，“种子非常好，但是没有成熟以前，是卖不了钱的。这个阶段必须熬过去。”

所幸的是，媒体的花样越玩越多，疲劳的观众需要新刺激，歌声、怀旧碰巧成了这次的主题。

可是，《我是歌手》播出几期之后，黄绮珊又遇到了和当年相似的批评：炫技。黄绮珊说：“其实我想告诉观众，对每一个职业歌手来说，技巧的学习是必经之路。如果没有技巧，也表达不出这样的情感。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唱，有些人就不能唱?区别就在于这里。”

她和朋友们对音乐的态度，依然在和大众的耳朵博弈。

录第一期的时候，导演和经纪人劝她唱《回家》，因为观众更熟悉，但她坚持要唱《等待》，这首歌是当年汪峰写给她的，她用这首歌来陈述自己的过去。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世上的孤独，我需要去忍耐。”老朋友在电视机前都看得热泪盈眶。

天赋

深夜的长沙，黄绮珊还在唱歌。昨天，她刚录完新一期的《我是歌手》。今天，在完成了一天的采访、拍照之后，她又回到湖南卫视的办公室，通过网络电话和韩国音乐人商量下一期的编曲。这个节目完全改变了她的作息，把她重新变成一个艺人。早年的驻唱、走穴，黄绮珊和孙楠、那英、毛宁等人一样，日夜颠倒，迎来送往。只不过这种生活一度绕过了她，流向了别人，如今又折返回来，把她裹了进去。

“我觉得我不再安静了，”原本在新加坡上课，黄绮珊的生活变得简单，安静地独居，没有波澜，“实现自己的梦想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没错。但是当我发现这个梦想带给成长路上这么多故事，有这么多伤害，我就放下了。”

朋友为她多年的失意忿忿不平，黄绮珊却把大半责任都归给自己——挑剔，骄傲，和世界对立，“你不去在乎别人，你不去关心他人，因为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

从3岁开始，黄绮珊就习惯了别人被她的歌声震惊。当时她跟着外公唱京剧，一开口就把院子里的大人都招来。小学时，她是文体委员，总是组织班里人拿第一名。80年代刚刚接触台湾流行音乐，她就发现自己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得惟妙惟肖。后来报考重庆华桦舞蹈团，在快男超女般的海选中，只录取了她一个。

一开始，她是舞蹈演员，直到团里的乐队队长偶然听到她唱歌，被她吓得目瞪口呆，“你能再唱一遍吗?”黄绮珊还记得当时唱的是苏芮的《明天还是要继续》，队长听完，放下吉他，立刻把她调去了歌队。

“从小到大，因为我的天赋太好，就开始目中无人，很骄傲，藏不住锋芒。有时候说话也不太恰当，可能伤害到别人。”无论婚姻、事业，她都自我检讨，“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也许我也伤害了对方。”她甚至说，“就算这一生没有这个机会，我也不遗憾。”

如今的黄绮珊已经性格大变，在节目中，她对每一个人都无比热情，陈明被淘汰，她哭得比陈明还厉害。下了节目，她对工作人员彬彬有礼。明确地知晓自己的天赋，这本是一件莫大的幸事，但如果这个天赋不被他人接受，便是一种折磨。是宗教帮助她平静。

采访时，她还是哭了。“我觉得灵魂深处这种东西好像就长在自己的肉里面、骨头里面，几十年过去也不会陌生，被点燃的时候，那种熟悉的感觉随时都会回来。”

朋友都感慨，“苦难是艺术的营养”，就像火药，“要用锤子去锤，锤得越久越结实，引爆的力量就会越大。”有天分的音乐人很多，往往拥有才华却耐不住寂寞，最后吸毒、改行、远走他乡或嫁作人妇。“20年能够坚持下来，没有几个歌手能够做到。”陈洁明说。据他了解，现在很多知名音乐人已经开始帮黄绮珊写歌，请她录歌。她以前录制的专辑也卖断了货。“中国这么大，只要有过一次成功，就撕开了一个口子。”

2012年年底，《我是歌手》第一期彩排，键盘手刘卓坐在现场，在2006年的崔健复出演唱会上，他曾和黄绮珊一同担任伴唱，此后就失去了联系。刘卓说，“逢年过节发个短信，这个人就从来没回过。”黄绮珊到场时，环顾一圈，一眼就认出了刘卓，冲过去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

上台时，黄绮珊穿着皮夹克，笑着，看起来很紧张，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插着口袋，扎起来的长发在脑后摇来摇去。她慢慢走向舞台中心，站定，露出牙齿，吐出了几个字——“我是歌手黄绮珊，多年不见。”（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