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法律相关著作的了解也是止于宽泛涉猎，希望有法律大牛写点更专业性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一些思想来源于Hart的 Law, Liberty and Morality，更精彩的论断可以看他这本书。

   一、关于中国的传统

古代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松散的，统治阶层更多是偏向于无为而治，而到了乡，乡绅依靠宗族血缘关系实现人民的相对自由的自治。从而中国到现在都没有成熟的城市公民生活习惯。话从何而来？宗族制度是一种熟人间的制度，依靠血缘纽带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依靠宗族的力量来维护本宗族的利益。对于在宗族外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地相对不关心，而城市生活更多应该是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团结应该是家族间的团结，而对于公众生活可能除了公社化组织上的公众生活外，真正意义上关心公共事务的公众生活才刚开始。

中国文化依靠伦理道德去维系社会的结构稳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依靠科举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不断流动，无所谓阶级形成与运动，与惯性极大的道德捆绑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稳定不进步的社会。（阶级是阶级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文化从孔子之后就极大地依赖于人的理性（梁漱溟称“理智”），而西方文明还依靠宗教去强化社会的联系以及捆绑人性。宗教不过于人通过一个理性化的人来约束人的本身，而中国文化早熟，早在孔子就提倡人的自我克制与修身。所以西方有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中国在远离暴力上已走得很远，这就是我们真正要提倡的传统文化。但是，道德的副作用在于它的惯性，而道德专注于社会的“应该”（should be），而没有西方在求是的路上的认识存在（being），而科学的发展在于认识事物本来的面目。在没有认识事物本来的面目之前，就提倡事物应该是怎样的是危险的。苏格拉底通过不断地诘问，然后不断地“助产”人们对某一个事物的认识，西方社会在这一点上已经领先我们很多年。我们很多同胞，拿到一个事物，就用别人灌输的观点去反驳，根本没有思考这个事物本来会是怎样的，那么这个社会的认识就是很初级的。我把我保存文章的文件夹命名为“再定义”，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什么概念，都必须在自己这里重新下定义后再放进去。

   二、关于法律、道德与自由

前面费了很大篇幅是简介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现在要逐渐进入对美国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讨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讨论对生活别的方面讨论也有借鉴意义。

      （1）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Hart那本小册子里解释地非常清楚了，道德所不允许的，不一定能用法律去制裁。首先，我们讨论什么是道德。在比彻姆的《哲学的伦理学》里，他列举很多种对道德的定义，其中有个是“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习俗”。当然这里排除了法律规范，但至于什么算重要，也只能举例一一去讨论，而这里也没说明道德必然是好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最终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从而我们可以推断出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必然会出现不适应社会发展阶段的调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可以被推翻重建，而不必上一代强加给下一代。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里，道德应该是来源于同理心。若说，道德带上时代和社会的烙印，我觉得斯密里说的道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西方文化以及道德是从个体自身的肌肤之亲发展而来的，所以更符合人性的本身，而且从人本身出发衍生的道德如人性一样有持久性。中国的礼仪在于一种互相尊重的距离感，如大厅内主客的距离，而西方见面Kiss。同理心能够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去感受他人的感受，这就是社会进步反映出来的“假如我是他，我会怎么样”。而对于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我们可以感到很愤怒，但我们却不能叫警察把他们抓起来，这就是道德与法律的区别。法律背后是国家，道德背后仅仅是社会。道德可以通过立法上升到强制法律层面，但一旦道德变成人人都必须强制遵守的法律的时候，道德会扩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道德本身是更强调义务的，而法律应该是权利与义务对应的，一旦一个道德被确立成法律必然有人的权利因此而增强或削弱。

    （2）  自由的后果

自由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一个文明的社会的一个衡量标准在于对消极自由的保护。我不喜欢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积极自由就是你有权利做什么，强调liberty to。消极自由是你有自由做什么而不被干扰，强调free from。行使自由要面对其带来的后果，但这个因果关系如何去判断，而结果的大小联系该如何去限定？

中国很多人是很奇怪的，本来一件事情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他却很操心，而且表现地异常地愤慨，同时对于一些社会应该关注的事情却选择“只扫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群己界限都分不清楚。当面对别人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与自己不一样的时候，很多人会打出道德的旗号。我很喜欢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面对别人与自己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然后再去思考别人的生活有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自己了。对于同性恋这个事情，很多人只是空泛地在喊道德的口号，但何为道德没一个人说得清楚。两个性别的人在一起了，你可能会产生心理上的厌恶，但反过来去思考，别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对你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的。你只是在这一刻感到不舒服，而这不舒服不过于别人与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你有自由去表达你的厌恶，但文明的人选择容忍。后来，当这些都变得习以为常，就像从要求妇女三从四德的卫道士到尊重女性的转变，原来所提倡的，随着文明的进步就是后来所摒弃的。

 意识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是防患于未然，而因为一个鸡蛋碎了就哭喊着自己的养鸡场不见了，这是扯蛋。有些老人家，社会主义进行点改革，就直接扯到危害祖国安全。这些都是明显地去放大一个事件的后果，一顶大帽子扣来，谁也担当不起破坏一个国家的罪名。这就使得如何确定自由的后果特别重要了。网上对于新闻的评论，有很多是因为同性恋婚姻合法，就推断出人类灭亡的结论。这是很搞笑的结论，把繁衍后代和整个物种的重任都交给了占人类少数的同性恋者，这真是异性恋的无能呀，各种无能。婚姻可以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契约，除了同性恋婚姻外，我有时还在想，要是三个以上的人缔约自由，那么他们之间可不可以形成婚姻关系。不要觉得惊讶，世界上又不是没有共妻制度。两人之间的契约关系通过法律的形式得到确立和承认，就能够通过法律去调整和规范两人的婚姻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进步。从平权的角度看，异性恋的结合缔约方式要是和同性恋是一样的，那为何有人得到承认，而有人因为是少数却被拒之门外。社会的进步不仅是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障，也在于少数人的正当权利得到尊重。有人以能不能生孩子为由去反驳这一关系，但要是男女间结婚没有生孩子，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婚姻的无效？当别人行使自由的后果对你没什么影响时，别人缔约得到福利改进，而你无所受损，整个社会的福利就是增加的，这就是经济学的帕累托改进。

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制度都是有消极一面的，实际上，同性婚姻合法化肯定能在社会上找出一些负面的事例，而制度的运行的次优的，但这也不必妨碍我们不断寻求社会进步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我是功利主义的，就是这个原因。要看那个社会在总体上更进步，而不是那些一些自由后果的一方面去拆了整个自由的框架。

    三、剩下的

    网上传的罗伯茨大法官的反对，很多人以为是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的本身。我觉得问题的核心不在对婚姻的定义上，按照美国的民意调查，同性恋都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美国是一个分权制衡的国家，不单单是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还有联邦和州权的分权制衡。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不是一种对州权的干涉，而这个立法程序又是否合理，能不能通过对宪法的新阐述去影响人们的价值和宗教判断？但假如同性婚姻合法是大势所趋，那么为何又要纠结这些东西呢？扯远点，有两个问题：（1）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次“侵权”可能会面临以后更多的可能。（2）立法能动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决。第二个问题在认识论上可以对应于乐观与悲观认识论，反映在社会上可以是精英主义与平凡人的认知对立，权威与反权威的对立。乐观认识论，认为人都是可以通过自身的理性去认识事物的，而且能够认识到，悲观则认为认识具有局限性，所以需要精英去领导。通过立法去引导大家的道德宗教判断是否合理，而对应回自由那里，这是否又侵犯别人的思想宗教自由。我们常以为把我们关在笼子里那叫限制自由，而忽略了把思想关在笼子里这种从思想上的自由限制。精英权威的引导可以较快地引导社会的进步，也可以单一灌输特定群体的思想。美国一件事情举国上下吵来吵去，我们觉得很没趣，但其实在于他们有多元性的思维。民主也是如此，民众的观念要是单一的，投票只是一种形式，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表达个人述求的民主，而在表达述求的时候要以承认别人的权利为前提。我国也搞过大民主，民意上也是热烈地去呼应一些东西，但这时候要去判断“大家同意是否就是民主”。我觉得我们国家咋认识权利与义务，以及尊重别人的路上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