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了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在当时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孙次舟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家朱自清同情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闻一多进一步阐明了此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当时各国间战事频繁，“忠君”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象提出“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再说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并不出奇。  

    

    屈原的故事由于记载的间断而有失真实，但根据有限的史料还是不难构筑其生平。他盛年时丰姿秀美，才华超群，深得楚怀王的宠信，除了任官三闾大夫以侍奉内庭外，还被委以外交重任。后来由于列靳尚之流争宠于楚怀王，中伤屈原。屈原清高的人品使他难以随波逐流，以致哀怨难平，愤而投入汨罗江。  屈原的作品是其情怀的最好写照，请看他在《抽思》中的表露：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  

    

    诗人与怀王以身相托，两情相怡，与后来女词人朱淑真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表达同出一辙。然而，怀王的移情使诗人哀伤不已：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灵修是古时女子对恋人的专称，屈原以此称呼楚怀王，同性间之爱情已一目了然。“浩荡”其爱在今日看来就是指有多个性夥伴，再贤明的大臣也会认为国君如此乃是天经地义，屈原更没有理由对怀王的“滥交”感到愤愤不平。宫中之女并无政治权力，应该说与屈原不会有政治上的利害冲突，但她们嫉妒诗人的美貌，为争宠于楚怀王而不惜对诗人造谣中伤，可见屈原与怀王之间并非一般的君臣关系，而是带有性爱的成份。待到屈原后来创作《离骚》时，盛年已过，色衰而爱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