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北结合的产物，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山东人。因此，我在青岛长大，13岁那年随父母返回另一个家乡——中山。

这两个城市的口碑都不错。前者有着中国最长的城市海岸线，有无数早年遗留的欧式建筑和庭院，老城区仿若欧洲小镇；后者是富庶小城、花园城市，早在1990年代就获颁联合国人居城市，距离广深港澳四地都是一两个小时车程，兼具安逸宁静与繁华。在一片“我的故乡已沦陷”的叹息中，它们似乎依旧美丽宜居。

前几天与朋友聊起“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一话题，有人就笑称我是幸运者，因为“青岛和中山都是好地方”，仿佛我没有沦陷之烦恼。

但是，“沦陷的故乡”都是“回不去的农村”吗？都是贫穷肮脏、闭塞落后的吗？就是那些在城市化进程中变得更加破败萧索的乡村吗？未必。几十年的城市化大潮下，你会轻易发现故乡的变化，许多变化既可视为发展，也可视为沦陷，它取决于你的成长、你的视野，还有你的审美。

（青岛天主教堂，可容纳教徒千人，是青岛地区最大的哥特式建筑）

青岛的老城区建筑可谓我的美学启蒙。那时，外婆家位于一条遍布欧式庭院的老街上。庭院里的建筑形貌各异，均具美感，它们都是当年德国人建起的别墅，1949年后成了大杂院，每栋楼都有几户人居住。走出外婆家所在的院门，向左走几百米便是中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向右走几百米则是老市政府，也是当年的德国总督府。

天主教堂和总督府都是青岛的地标景点，如今的游客若是步行，这条路几乎是必经之路。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年深日久，十分茁壮。我曾一次次于午后在这条路上走过，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射在我身上，将我送到学校。学校距离外婆家同样只有几百米，就在天主教堂边上。如果我能够坐在窗边的座位上，那么扭头就可以看到教堂的后院。每当上课走神，我都会扭头望向高耸巍峨的教堂，我对欧式建筑美学的推崇，似乎就从这一次次走神开始。

这座教堂于我而言，不仅仅是学校旁边的一栋建筑。因为学校操场狭窄，所以教堂门前的空地曾是我们练习50米的跑道，因为它的宏伟和无死角的美，它还是我们的美术课写生对象，画完正面画背面，画完背面还有一个个侧面……

每当我提起自己跟天主教堂的缘分时，许多曾见过它的友人甚至会有些艳羡，但当年的我却习以为常。对于整个青岛老城区，我同样习以为常，每天与同学穿街过巷，在一个个欧式庭院间穿梭，在布满爬山虎的欧式老建筑下读小说、讲评书，或者透过斑驳的木棂窗窥探别人的家，听到屋主的叫喝声与他脚踩木地板的吱呀声时便一哄而散。那时我以为中国的城市都是这样，后来才知道并非如此。

曾有许多个下午，我与同学一起沿着蜿蜒道路走上一座名为观海山的小山，登上观景台远眺。目力所及之处都是大片大片的红瓦，沿着高高低低的道路错落着，天主教堂则是最高的建筑，十字架是云端下最美的一点，云端深处则是大海。

许多年后，我曾去过一座名为迈森的德国小城，当我沿着曲曲折折的石板路走上当地最大的教堂后，站在教堂边的观景台向下眺望，那大片大片的红瓦与绿树，石板路两旁的欧式建筑，一个个清幽小院，都与我记忆中的青岛别无二致。

大概是1990年代初，青岛沿海一线开始出现高楼大厦，突兀地在一片欧式老楼中拔地而起。再后来，有了一栋名叫百盛的更高的建筑，它高耸在栈桥不远处，旁边是广西路——我非常喜欢的一条街道，遍布十余处历史保护建筑，是当年德国人兴建的商业区。

从此，我再登上观海山的观景台时，天主教堂就已不再是最高的建筑，百盛不仅仅最高，而且无比碍眼，一直到今天，它都被某些人称为“青岛老城区的疮疤”。

（青岛海边林立的玻璃幕墙大厦）

那时年纪小，只觉得高楼大厦很新鲜，并不觉得是疮疤，何况还可以搭着手扶电梯去买我喜欢的磁带，仅此一点就让我提不起恶感。1994年暑假，我重返青岛，那时青岛正开始兴建新东部，大致是以我以前所居住的地方开始向东拓展，大片高楼平地而起。记得那次，司机一脸自豪地对我说：“从海边望过去，前面真像香港！”

后来每次回青岛，都能感受到东部的变化，海边林立的玻璃幕墙大厦和一线海景住宅，直线攀升的房价，确实与香港维多利亚港有相似之处。这里甚至也有了游人，时常可以见到旅行团的身影。可我却更喜欢老城区了，每次回去都坚持在那里步行，拍每条老街、每栋老房子，包括我年幼时未曾去到的地方。

随着时日流逝，我可以越发感受到老城区的破败。游客来青岛，除了天主教堂、总督府和栈桥一带外，连基督教堂都未必会去，他们很难知道老城区到底有多美。

至于青岛本地人，有条件的大多已经搬离，老房子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些成了私家豪宅，命运最佳，富人未必有品位，但肯花几千万甚至上亿买一套老房子的富人，品位绝不会差，老房子交给他，不会所托非人；有些则成了出租屋，十分破败荒凉，更多的则被拆除。

平心而论，放弃蜗居老房子，选择新的商品房，在生活而言绝非错误选择。青岛的欧式老房子早年都是私家别墅，不少还是名人故居，但1949年后成为大杂院，一栋楼里有几户人居住，往往共用厨房和厕所，很不方便。还有一些大院在1949年之前就已是贫民区，不但建筑上乏善可陈，而且几百户人家居住，每层楼几十户却只有一两个厕所，麻烦可想而知。

我一向对“落后=美”的审美观嗤之以鼻。有些人出游喜欢追求所谓“原生态”，尤其喜欢在少数民族地区流连，将落后当成美，一旦人家生活过得好一点、现代化一点，就慨叹今不如昔。但要是让他们自己在原生态里长居，他们保证万万不肯。所以，我从不认为青岛人就应该如当年那般住在老房子里。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建筑不该保留，而且，新房子难道不能盖得好看一点吗？

说到底还是观念和审美问题。也是在青岛，我曾听过这样的说法：比如嘲笑欧洲没有高楼大厦，还不如青岛，比如鼓吹追赶香港，把旧房子全部拆掉，利用沿海错落地形继续盖新楼……我曾经向他们发问：“既然您去过欧洲，不觉得以前的青岛就很像欧洲吗？”对方的回答是：“那有什么用！”

这个问答让我明白到，“我的故乡已沦陷”的说法虽有情怀，但在更多人眼里，它也许只是矫情，并不符合他们的审美。尤其是老一辈，年轻时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和大跃进，对“以大为美”有着出奇的热衷，对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厌憎，因此对城市的要求无非“大气”二字。

所谓大气，就是高楼大厦，就是破旧立新，尤其是那些沿海或沿江的城市，如青岛、大连、重庆之类，海边和江边的标配就是高楼大厦、玻璃幕墙，外加不可缺少的大广场，仿佛非如此就不够大气。你若说这其实不是大气而是土气，对方就会脸红脖子粗地跟你争论。

我时常庆幸自己能够将旧时青岛变作回忆，作为一个抽身离开的旁观者，我可以看清它的特别之处，看清那些与众不同的值得保留的美。依旧繁华美丽还“更加大气”的青岛之所以在我眼中成为“沦陷的故乡”，是因为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我也曾对那些高楼大厦没有抵抗力，任由千篇一律的它们动摇我的审美，但后来我醒觉了。甚至可以说，对故乡沦陷与否的感知程度，与自己的审美能力成正比。

相比青岛，中山有一种岭南式小家碧玉的美。我于1993年刚回到这个城市时，它的狭小局促曾令我十分不习惯——比起青岛，那时的它确实乏善可陈。不过，我那时便已留意到，它的城区仍遍布南洋骑楼，农村则有大量青砖老屋和碉楼。

由于中学一直住校的缘故，我对这个城市的探寻由大学毕业后才真正开始。有一段时间，我终日在这个城市的老街里游走，寻找旧日痕迹，那些夹杂着西式和南洋风格的老别墅，许多已经因为主人移民而破败，还有一些沦为出租屋。

至于乡村，我曾探访过上百个自然村，在祠堂中寻找村史，在老屋中寻找旧迹。昔时南粤的富庶与前卫，往往就在一些细节中体现，比如旧时富人从海外归来后修建的旧式大屋，除了豪华外观外，那些细致雕花更显品味。

至于在中式大屋中融入西式风格，也是当年对外交往频繁的南粤所常见。只是，有了钱的农民不再喜欢这样的老房子，他们盖起了在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农民房”，马赛克外墙，方正古板，彻底失去了美感。但以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视野，你很难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

这个城市当然也有造城运动，与青岛一样，它也向东拓展，从前有大片田地的东区，如今已遍布CBD和高档小区。同样的是，老城区的住户们也纷纷迁来。如今再去老城区的旧街巷，那些老房子多半租给了外来工，要不就是老人留守居住。农村里的老房子大多也一样，只有一些受工业侵扰有限的村落仍能保存旧貌。

保护老城老村落和老房子的声音当然存在，且动静不小，卓有成效，对旧建筑的改造和利用也有众多成功案例，但我深知，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普遍认知，甚至会被一些人视为多余。前段时间，我还听人感慨，认为中山发展不够快，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MALL太少，恨不能一夜之间将老街老楼清个干净，再造新城。

因此，“故乡的沦陷”其实是一个美学命题。你认为的沦陷，或许很多人甘之如饴，视之为“发展”、“大气”甚至荣耀。甚至连你自己，或许也曾于年少时在这个问题上栽过跟头。

只有当你拥有更高的审美能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时，你才能看到故乡沦陷的真相。从这一点来说，它注定只是少数人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