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中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双方必须是一男一女，同性恋伴侣无法获得法律认可，在继承权、医疗权、人身权等方面都难获保障。李银河自2003年起呼吁同性婚姻立法，10年过去了，仍难以找到一位人大代表主动关注这一议题。

　　从2003到2013这10年，是中国同志运动发展最快的阶段，几百个同性恋草根组织在各地建立，得益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如今，客观的同性恋信息已随处可见，而新媒体更助同性恋者的声音变得响亮，可见度也大大提高，公众对同性恋人群的正确认知和接纳度也显著增加。

　　这几年，越来越多同性恋者的亲人与朋友加入争取同性恋平等权利的阵营，媒体报道大幅增加，歧视和偏见逐渐减少。但与民间同性恋话题的热度相比，在体制类，同性恋议题一直难获突破，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仍被广电总局禁止在影院公开放映。同性婚姻、反歧视立法等与同性恋相关的法律，根本排不上人大讨论的议程。

　　为何民间与官方之间反差如此巨大？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与几千万人直接相关的平等权益屡屡被漠视呢？

　　我认为，首先是一些人固化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们把同性恋当成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腐蚀，是跟西方“学坏的”，只要有足够毅力，就能“改正”，把同性恋话题与西方的价值观绑定加以排斥，认为同性恋是道德问题，是不好的事。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不能公开播放，就是例证。几年前，广电总局甚至公开发文“同性恋、包二奶等不得报道”。同性恋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平等和自由，但主流社会一直在倡导宏大的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个体的权利往往被忽视。

　　其次，与反腐败、发展经济、环境污染这些议题相比，在很多人看来，同性恋议题显得并不急迫，排不上议事日程。在习惯了宏大叙事，讲究实用主义的当下，同性恋权益最大问题就是，它看上去还不是大问题。几年前，两会的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同性恋议题太超前”。而很多民众也会认同，“我们有那么多事要做，同性恋权益不是问题，不值得关注。”几千万人的平等权利是不是问题？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同性恋伴侣，如果一方躺在医院里等着手术，另一方不能签字，这真的是个大问题。所以，同性恋问题要排上官方的议事日程，首先需要被当局认为是一个问题。

　　另外，西方民意代表通常由选民直接选出，需要倾听选民的声音，同性恋者的选票成为话语权的一部分，是任何政治家都难以忽视的力量。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次总统竞选中，同志选民77%的人把选票投给了他。有人甚至戏言，“谁得罪了同性恋，谁就别想进白宫”。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大代表们不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你投不投票，他/她都是人大代表。

　　以上提到的几点多为外部因素。我认为，同性恋社群也需要反思内因，寻找更积极可行的策略来推进同志平权。

　　同性恋平权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既然是社会运动就需要与大众沟通，与主流对话，要多使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把同志平权放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大语境下并不可笑。另外，同志运动不能局限在LGBT(男同、女同、双性恋、跨性别的英文缩写)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要敢于走出封闭的小圈子，寻求更大的对话空间。要积极的在公共空间中创造“同志可见”的元素和议题。

　　无论是反歧视立法还是同性婚姻立法，都需要体制内的开明力量做出呼应，没有体制内力量的认同与支持，在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同性恋的平等权利。也需要与更多的公众人物建立链接，公众人物拥有话语权，还有庞大的粉丝群，他们对同志的态度会影响很多人。

　　同志组织也需要多元化，既需要大量机构专注于社群内部的动员与教育，也需要专业的机构与各级人大代表、法律工作者们建立联系，保持沟通，帮助他们循序渐进的了解同志诉求。既然涉及到立法，那些具有法学背景的人大代表无疑是沟通的重点。

　　在争取平等权利的路上，同性恋群体理应成为主体，要更积极主动的去寻找及创造对话机会，每一个同志都可以从身边人做起，向他们普及同志知识，少一些抱怨和被动等待，多一些行动。探索更多元的策略和路径，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也要保持耐心，一步一个脚印。

　　社会运动需要坚实的社群基础，没有早期大量的动员和公众教育，平权只是空谈。唯有坚持，才能创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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