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一个同性恋——全美围观网络性向歧视案

克莱曼提是性倾向歧视和网络欺凌的双重牺牲品。自互联网发明以来，年轻一代最大程度开发并享受了信息技术的成果，现在，他们也开始被无节制的自由所产生的副效应困扰。

关于网络监管与信息自由的争论，克莱曼提案会是一个分水岭吗？

等待拉维的可能是10年的牢狱和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Mel Evans/东方IC/图）

2012年3月15日，美国新泽西州米德尔塞克斯县法院，当陪审团宣布拉维“仇恨罪”等15项罪名成立时，这个20岁的前罗格斯大学印度籍新生惊愕地用手捂住了嘴巴——在美国，该罪曾长期用于打击种族主义和新纳粹集团。

如今，这个才华横溢的计算机少年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个遥远的罪名，纵使他已向法庭承认两年前秋天的举动确实过于幼稚和鲁莽——2010年9月，拉维远程遥控网络摄像头拍下室友泰勒·克莱曼提的同性恋行为并对外散布。3天后，对方跳桥自杀。

“我没有仇恨任何人，我的朋友中也有同性恋。”拉维说。法庭上，他失去了照片里灿烂的笑容，他的律师坚持上诉，称“这只是一个孩子过了头的恶作剧”。

回望2010年的美国，克莱曼提逝去的9月恍如一段被诅咒的时光——仅仅30天内就爆发了6起同性恋青少年欺凌自杀事件，而它们发生的背景是：每年全美有数十万同性恋青少年流浪街头，他们被父母驱赶或因歧视而逃离，其中一半人曾想过结束生命。

克莱曼提自杀后，奥巴马在电视讲话中以此案敬告国民反思。2009年，他推动并签署了一项预防仇恨犯罪法案，历史上首次将“仇恨犯罪”的保护罩延伸至同性恋者，从而被视作美国司法一次里程碑式的进步。

然而，这项步履艰难的改革很快就引发无限的争议和迷茫。在网络新技术改变人们行为，并模糊公共与私人界限的时代，自由言说的边界在哪里？

图为乔治·华盛顿大桥。孤独的克莱曼提从这里纵身而下，没有和任何人告别。他在网络上最后写下的是：“正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上往下跳。对不起。” （赵望舒/图）

“我依然爱你，但感觉到被背叛”

新泽西少年克莱曼提在生前的梦想很简单：结交3个好朋友。但这并不容易，他太腼腆了，笑起来就像个女孩，而且审美情趣过于老土，话题总是围绕音乐、歌剧、园艺和非洲矮青蛙。“就像一个中年人。”他的中学同学说。

相比之下，出生在印度的拉维则是个十足的活力小子。他喜欢摆弄复杂的电子产品和玩极限飞盘，是推特的狂热用户，自认为又帅又富。他在街舞网站上发自己在家中的跳舞视频并用挑衅性语言回应评论，他乐此不疲地在互联网里游戏，他还宣称8岁就学会了开直升机。

2010年夏天，准备读大学的拉维打算提前了解一下未来的室友。他照着通知单在搜索栏输入“克莱曼提”。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在鼠标的“哒哒”声中联系在一起。

凭着高超的网络技术，拉维很快发现了问题：克莱曼提曾用邮箱登陆过多个同性恋论坛，在一个定制T恤的网站，克莱曼提写道：“为什么异性喜欢我，我对她们却没感觉？不过妈妈喜欢我啊，我也喜欢妈妈啊……”

拉维确定这是一个同性恋者，而且相当愚笨和沉闷。他把坏心情挂到了推特上：“他妈的，我简直没法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最终，他仍发去了问候邮件。

在拉维敲动键盘的当口，克莱曼提正在一个交响乐团里优雅地拉着小提琴，相比木讷的性格，他的音乐才华简直是上天的眷顾——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已是当地的首席琴手。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直至上大学前，他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着就哭了，说：“我深爱着你，但必须承认感觉被背叛了，我原以为你会成为一名正常的父亲。”克莱曼提理解母亲的痛苦——她的另一个儿子，克莱曼提的哥哥，也是一个同性恋者。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同性恋人口最多的国家，最新统计达64.64万个同性家庭。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这里发生过声势最为浩大的同性恋平权运动，却依然无法挪动传统的道德基石——同性婚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每年，由于歧视、冷漠和嘲弄，全美平均有11万至64万名同性恋青少年无家可归，他们酗酒、卖淫或在绝望中结束生命。

“LGBT（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恋者的集合用语）青少年的自杀愿望可能比他们的异性恋同龄人高出3倍。”洛杉矶同性恋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坦诚并没有换来理想的局面，大学生克莱曼提有些失望，他对网友说：“妈妈那边不好办，她很鄙视，完全不同意。”

幽暗的绿光

由于忙着拉小提琴，克莱曼提很晚才给拉维回邮，里面语焉不详地说：“心情有些复杂”。拉维当时对他的印象是“同性恋但属正常的同性恋”。

2010年8月28日，两个年轻人同时搬进了罗格斯大学戴维森宿舍30号房间。这是一次不太愉快的见面，拉维一直忙着摆弄他的电脑，以至于他的爸爸逼他才回头打招呼。

双方父母走后，他和拉维度过了非常怪异的几个小时。他们很快就词穷了。两人背对背坐着，都点击着对方的推特主页。后来，拉维把柜子移动了位置，形成一个半私密的空间。克莱曼提认为这是他在无声地抗议。

克莱曼提很快就受困于人际交往，他的首个目标就是建议拉维拉开他的窗帘，但每次走到跟前却不敢了。“我们都当彼此是空气。”他对朋友说。

在沉默中度过难熬的三个星期后，拉维贪玩的习性按捺不住了，开始频繁参加通宵派对，这在克莱曼提看来是一种故意逃避。但有好几次，拉维在私底下向朋友抱怨——“担心会遭骚扰和强奸”。

进入大学后，克莱曼提在现实中的隐忍却在网络里得到完全相反的增大。他死后，有网友发现他在一个同性色情网站活动的痕迹。

一个代号为“M.B”的人出现了，35岁，有两份工作。9月16日他到学校看克莱曼提，还差点相邀去了汽车旅馆。3天后，克莱曼提向拉维提出“借用一下房间招待朋友”的请求。拉维答应了，去了中学同学魏莫莉的宿舍。

在后来多份叙述材料里，拉维承认当时的好奇心膨胀了。“一个连叫人开窗帘都害羞的男生竟带陌生人回来幽会！”

拉维决定偷看一下。他和魏莫莉一起坐在电脑前，用程序远程遥控宿舍桌上的摄像头。他做了一些简单的设置，在列表中点了克莱曼提的名字，很快，影像出现了。

克莱曼提此时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不远处摄像头亮起的绿光，他刚脱掉衬衣，忙着和M.B亲吻。

“这是一个分水岭”

拉维和魏莫莉被这个场景吓坏了，很快中止了镜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很不舒服，甚至有些罪恶感。”魏说，“我们当时约定当什么也没发生。”

但仅仅坚持了不到5分钟，拉维就食言了。他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很快就有6名“好事者”来到他的电脑前围观。魏莫莉的一个室友坚持要再看一下，她于是又打开视频。这一次克莱曼提看到了镜头的绿光，他走过去，灯却突然熄了。

当晚，克莱曼提少有地向朋友表达了愤怒，他骂拉维是“混蛋”。朋友劝他报警，但他最终回绝了：“这样他会被驱逐出境，他不是美国人。”随后，克莱曼提向学校发邮件申请调换宿舍，理由是他遭到了窥视。

从此时期克莱曼提的聊天记录得知，他开始担心这个混乱的场面会演变成巨大的丑闻。一些网友鼓励他强硬，但他至死也没有找拉维摊牌。

9月21日，M.B再一次来访。拉维同样让出了房间，并且在推特上发出预告，称将直播“那再次上演的一幕”。这一次克莱曼提发现了，他拔掉了屋内所有的电源，但已经有6个人看过他的亲密镜头。

凌晨，克莱曼提在给网友的邮件中写道：“我觉得我的隐私受到了侵犯，我再也无法忍受和这么一个野蛮的家伙住在一起了。”9月22日，看过克莱曼提的推特后，拉维有些内疚，他决定写一封道歉邮件：“对不起，我想向你赔罪。我知道你是同性恋，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羞于告诉我。忘记这些误会，我们日后互相增进了解吧。”

这是一封永远没有回复的信。几天后，前来调查的警察告诉拉维克莱曼提跳桥了。这个孤独的孩子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只在网络上留下遗言：“正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上往下跳。对不起。”

拉维被拘留了，他成了全美人民声讨的对象，人们指责他是虐待狂和谋杀者，应该被判终生监禁。另一个涉案者魏莫莉的住址和号码则被公开，最终因不堪滋扰而退学。

接下来的焦点则是：拉维该定什么罪。这掀起了美国一场关于同性恋欺凌和青少年自杀的大辩论。同时，人们意识到在由“推特”和“脸谱”为代表的新技术浸泡下成长的一代，已经在传统价值面前酝酿着危机。

“他们完全不觉得是在窥私，而只是在用自己的iPhone和笔记本电脑。”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娜玛丽.麦卡沃伊对美联社记者说。温和派人士也认为，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偷拍行为是导致克莱曼提自杀的原因，“过判”只会多毁掉一个可能无辜的年轻人。就连死者的父母也不赞成用“重典”。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一旦此案了结，未来一个可能是恶作剧致人死亡的案子很有可能就按照仇恨罪来处理，是否矫枉过正？”美国中文电视新闻主播黄悦说。

纵使压力巨大，米德尔塞克斯县的检察官们通过长期的电子取证，包括推特信息、手机记录、宿舍监控和网络流量等，最终认定拉维不是恶作剧而是多次有计划的侵犯隐私，尤其后一点说服了顾虑重重的陪审团，裁定拉维15项罪名成立。

“这是一个分水岭。”前联邦检察官马塞勒斯.A.麦克雷对《纽约时报》说，“这警示人们，青少年再也没有豁免权了。”

“我们都是‘克莱曼提’”

克莱曼提自杀后，罗格斯大学学生自发进行了多次悼念活动。一件广为流行的文化衫上印着“我们都是克莱曼提”的字样，它要表达的意思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者。此时距离影响美国法制进程的“马修·谢巴德同性恋受虐死亡案”已过去了14年，不同的是，那一代人因抵抗而死于棍棒之下，如今，“看不见的拳头”正让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堪一击。

克莱曼提是性倾向歧视和网络欺凌的双重牺牲品。前者征程漫漫，后者则迫在眉睫。自1991年互联网发明以来，美国在最大程度开发并享受了信息技术的成果后，开始被无节制的自由所产生的副效应困扰。

“在网络时代，信息自由生产和流通，但一个人究竟有没有权利把别人的生活拿出来生产和公开呢？”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一名媒介研究人员说。自1996年开始，美国相继制定了《儿童在线保护法》和《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的法律。据此，其境内的公共图书馆要全部安装不良信息过滤系统，即美国版的“绿坝”。

但由此引发的争议绵长而激烈，因为它抵触了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网络监管和信息开放的角斗此消彼长，直至“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由将监管推向严厉。“但法律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邱林川说，“要杜绝网络欺凌，根本办法还是要到社会和文化中寻找答案。”

法庭在宣布对拉维的判决的同时，也揭露了他在取证期间说谎和企图清除网络记录的行为，这降低了人们对他的同情。而更让拉维伤心的是：他的犯罪证据和作假证行径的暴露正是由于涉案者兼前女友魏莫莉的指证，对方以此换取了减刑并迅速消失。

纵使如此，依然有意见认为他罪不至此。“是这个时代病了。”一位美国网民说。

如今，这位印度籍年轻人面对着即将失去的10年光阴感到恐惧和彷徨。在接受电视台访问时，他讲述了一个细节：克莱曼提发现被偷拍后，和拉维断绝了口头交流。双方隔着狭窄的过道背对背地刷新社交网站，并且不停地查看对方的状态。

拉维很后悔。“如果当时我放下鼠标，走过去和他说话，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文中部分案情细节参考了《纽约客》等英文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