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出现的文体是散文。

　　散文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散文文体的成熟。

　　远在战国以前的殷商时代，中国有了文字。而文字的产生，也就有了散文。最初的散文是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

　　战国时代，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着作。《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着，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焕发着思想异彩的散文

　　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这就是说，在战国时代，散文已经文体是相当完备了。考察散文的文体流变，章学诚的论断应该说是正确的。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着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着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着作。《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墨子》代表墨翟“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赌博网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第二章 恢弘昌盛的散文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 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着名。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着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散文史上最伟大的作品。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史记》在散文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位置。我总是这样认为，《史记》和李白的诗歌一样，是别人永远也模仿不来的，这里边除了广博的历史知识和一流的天文地理知识而外，还有个人的才情，个人对语言的调遣运用，和巨大的不可遏止的写作激情，这是个人的禀赋决定的。而《汉书》就不一样了，《汉书》是可以模仿的，它的语言平实，记叙的头绪清晰，只要肯下功夫，就能够达到《汉书》的艺术水平。所以，后代人真正学习《史记》的并不多，而对《汉书》下死功夫的就很多了。《汉书》读了能有用，就像学习杜甫，学了就能用，不管能不能达到神似，起码走不了样。《史记》和《汉书》是两座散文的高山，只不过《史记》更高峭更伟大！顺便说说，《史记》和《汉书》都是诞生在西部陕西，《史记》的作者是今天的韩城（夏阳）人，《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是今天的咸阳市（扶风安陵）人。他没有写完《汉书》，他的妹妹班昭以及马续后来才完成的。

　　为什么司马迁和班固能写出散文巨着《史记》和《汉书》呢？我觉得有原因：章学诚认为：“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文史通义？史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散文是要有情感的，而这种情感要“正”，也就是说，是关乎天地的大情感，是没有个人私欲的情感。有了这种情感，作者的笔下就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我们读《史记》，读《汉书》，那蕴涵在篇章里的汹涌澎湃的不可遏止的情感时时刻刻在感染着你，不断地拨动着你的心弦，难怪章学诚赞叹道：“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文史通义？史德》）其次，《史记》和《汉书》在语言上，凝练、简明、生动，极富有创造性，我们今天许多的成语，就来自这里，至今还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汉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西汉末年杨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的《二京赋》，都是汉赋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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