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关注程度的提高，一个心理学术语“中年危机”（midlife crisis）逐渐成为时髦词汇。出现中年危机的原因很多，比如沉重的职业压力，婚姻的“七年之痒”， 父母亡故，孩子顽皮，身体不适，等等。然而，在生活中我们时常耳闻目睹这样的例子，工作体面，收入丰厚，把家庭和事业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成功人士，同样会 在内心深处感到一种沉重的落寞和无聊，为此想方设法打破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寻求各种刺激。这种源自内心的不安分，是从何而来呢？

　　其实，人们最大的幸福感并非来自刺激，而是来自稳定。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布里克曼（Philip Brickman）和唐纳·坎贝尔（Donald Campbell）提出了“享乐跑步机”（hedonic treadmill） 的概念：无论生活的步调发生什么改变，最终还是要归于平稳，而幸福的最高境界也就到此为止。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凉水中沐浴一段时间，他会觉得水的温度不冷不 热，来得正好；而如果他离开凉水，又到热水中去沐浴，一开始他会觉得热，但过上一段时间，他又会觉得水的温度不冷不热，来得正好。同样，不管生活的境况如 何，对于周边环境在满足我们享乐时所体现的价值，我们迟早会产生一个稳定下来的“不冷不热”的平稳感知，这种平稳的感知就是幸福。这也符合柏拉图以来对幸福的一种广为人知的理解，即幸福乃和谐、平衡，而平衡的状态是不可超越的。所以，穷人有穷人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幸福；夫妻和睦儿孙满堂的人会觉得幸福，单身男女也会觉得幸福。如果让我们篡改一下托尔斯泰的名言，就是：“不幸的人都是一样的，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

　　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半。事实的另一半是，人类又有一种不安分的天性，让这种平稳的幸福感总是不能持久。他总是要追求一些额外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 并从中感到另一种类型的快感。比如说，一个穷人可能会不停地买彩票，梦想自己有一天中得头彩；而如果他真的中了奖，他必然会从还清所有债务、购买梦寐以求 的奢侈品中获得巨大的快感。然而，这种快感是很难长久的，时间一到，人们又会觉得腻味，觉得以前让自己开心的事情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于是乎蠢蠢欲动，又想 追寻生命的新气象。所谓快乐有半衰期，所谓“欲壑难填”，就是讲的这种心理。上世纪90年代末，英国著名心理学家迈克尔·艾森克（Michael W. Eysenck）扩展了“享乐跑步机”理论，认为人们不停地追逐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始终处于原位，于是，生活就越发像个累人的跑步机了。

这种求稳和求变的矛盾心理，在进化心理学的视角下，可以得到妥善的解释。一方面，稳定的生活在生理上可以带来新陈代谢的可持续平衡，在心理上也可以带来各种欲望的满足和均衡，这样就使生物有机体处于健康状态，这显然有利于个体的存在和种群的繁衍，因而驱动人类寻求稳定的基因能够代代相传。

　　但与此同时，危机也潜滋暗长。稳定是对个体适应环境能力的肯定，但个体也因此缺乏发展、提高自身的动力。一旦周围环境发生改变，个体就有可能无所适从。而且，比起自然环境的改变来，社会环境的改变对个体的影响更为显著。 当身边的张三李四都比你挣得更多的钱，或者比你更健康秀美时，你的社会地位无疑就会下降，而社会地位下降往往意味着不能找到理想的配偶，从而不能把自己的 基因更多地传给后代，或者不能为子女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最终同样不能把自己的基因更多地传给后代。所以，激发我们求变心理的很 大因素，正在于和他人的攀比。当别人都在变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求变，免得让生活的跑步机把我们远远甩到后面。这种让人具备不安于现状的冒险精神和进取心的基因正因为帮助了我们的祖先在严酷的天择中赢得胜利，才能同样绵延至今。

　　常识和研究都告诉我们，男性比女性更具有冒险精神。我们同样可以用生存竞争的逻辑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繁殖策略，男性自己不怀胎， 必须通过吸引女性留在自己身边来保证子女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因此他们必须相互进行激烈竞争，向女性竭力证明自己比别的男性有更大的“资源持有潜能”， 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他获取资源的能力，二是他已经获取的资源数目。同时，男性还常常通过一些有危险性的冒险来向女性炫耀自己有比别的男性更好的基因，以致 可以轻松承受这些危险。而女性自己怀胎，可以确保子女肯定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所以彼此之间虽然也有竞争，但远没有男人间的竞争激烈。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 什么女性虽然也有冒险精神，但更容易对生活产生满足感，更容易沉浸在求稳的幸福当中，乃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男性却有强大的冒险精神，更容易对生活产生厌烦感，更容易着迷于求变的快感，甚至在婚姻、爱情上也要求变，宁愿当个花心大萝卜！

　　这种冒险精神的生理学基础，现在也已经找到了，这就是睾酮，一种雄性激素。睾酮有多种功能，最原始的功能自然是促进雄性第二性征的发育，激发雄性的性欲。然而，在这个基础之上，睾酮还有一个“高级”得 多的功能，就是唤起人们的冒险精神。其实，不仅男性的冒险精神是由睾丸和肾上腺分泌的睾酮激发的，连女性的冒险精神也是由卵巢和肾上腺分泌的睾酮激发的， 由此造就了从古至今无数英姿飒爽、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当然，一般来说，女性体内的睾丸酮激素水平大大低于男性，这正合于上面所说女性的冒险精神总的 来看弱于男性的事实。另一个事实是，无论男女，到50多岁的更年期之后，睾酮的分泌都会大大减少，所以老年人往往知足常乐，而不会有类似“中年危机”的那种危机感。

　　既然人类天性如此，我们就不要过多地抱怨不安分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瞎折腾”， 也不要抱怨中年人总是陷于情不自禁、无休无止的攀比之中。毕竟，冒险精神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助力。比这种抱怨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提供一个有利的社 会环境，让这些冒险者有所成就，至少不要拿已经获得的稳定生活（甚至婚姻和家庭）作为赌注。在这方面人类社会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不管是攀岩、蹦极、 彩弹枪战、电子游戏等各种“虚拟冒险”的娱乐方式，还是哪怕是下围棋、打网球、鉴赏艺术、品味美食这样的温和得多的竞争，都可以让人们在保持既有的求稳的幸福的同时，又能追求到求变的快乐。但是，最有意义的制度建设，恐怕还是在于人才流动机制。

　　在任何一个工作系统内部的升迁，到一定程度都会因为等级越高、人数越少的金字塔式人事结构的存在而趋于停滞。与此同时，该工作系统在社会中的既有定位也会使长期工作其中的人产生思维和行为的定势。要想有所提升、有所创新，调动工作往往成为必然之选。而就中国而言，虽然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劳动者和工作单位的双向选择逐渐成为常态，但是合理、有效的人才流动所倚仗的住房、人事、交通和社会保障制度却远远落后于时代需求，从而也就不利于“中年危机”的解决，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当然，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高铁大发展、保障房建设和社会福利体系的重构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一个合理鼓励冒险精神，从而不太安分，但却更有活力、更能创新的中国，正是令人向往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