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文章来源：根据凤凰卫视2013年9月23日视频资料整理

我原来不想做这个节目，其原因是，一般说起来我不想把家里的事情拿来公开地说。还有我原来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我自己想到我的父母的时候，我是很忏疚的，我对他们亏欠很多，因为我对我的父亲的回忆录啊，做第二版的时候是我从头到尾去做过的，也跟那个编辑仔细看，在看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原来我父亲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而我原来对他是不理解的。同时我想到我母亲的时候，我越想我觉得她越伟大。所以我想我应该说一说，说一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有一些意义。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包括他们对我的影响所形成的世界观，和他们的想法，对于现在的人说起来，有的时候有点不可思议。就是已经不是太理解，甚至我觉得很多社会上的很多观念是落后于一百年前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的！所以我更觉得值得说一说。

我父亲母亲都是世纪同龄人，是1900年生的，横跨了几个朝代。他们的一生都能够折射出整个二十世纪时代的沉浮。

我父亲生在湖南一个山沟沟农村，山凹里的一个家庭，从小在家里念私塾，然后到县里念小学，然后又到衡阳市念中学，那么念到十七岁他中学毕业了。这时正好这里头要给他娶媳妇了，于是他就逃婚。那时正是辛亥革命刚刚开始，他两手空空就去闯天下去了。他跑到上海，那个时候正好是庚子赔款留学，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日本。这样呢，他一下子就跑到日本去了。在这个期间呢，他还有一件事，他父亲正好去世了。他就写了一封信回家，表示他放弃一切他家里的家产。从此以来他没有接受过他家里的任何资助。大概从预科念起，一直念到从金都帝国大学毕业。那时有一个东京大学，一个金都帝国大学，是日本两所最好的学校。然后他又回来，回来开始找工作，开始慢慢地创业。所以我小时候我母亲老跟我讲这个事，所以我们所受到的最初的父亲的榜样，就是要白手起家，不能靠祖上的产业。当时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这一代人，包括比他们更老一点的，就是晚清，跨晚清和民国出去留学和回来，就是创业的这种意识非常地强。但他们的创业，绝对不是为了致富、为了发财，就是为了干一番事业。在他们看来，中国就是处一种转型，处于一种最大的变革时代，他们学到了很多很多从前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回来，一定要把这种知识用于在中国办事。（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好友们”：zhaopenghaoyou，谢谢！）

我母亲是浙江人，在唐家湖一带，她是湖州人，应该是得风气之先最开放的地方。所以我母亲家里大概比我父亲家层次高一点吧，她的父母是做官的，一个地方官吧。但是她父亲死得较早，家道中落，经济上并不富裕。可是好的母亲，也就是我外婆，非常开明，几个女儿都送到新学堂去上学去了。所以当时在女子教育刚刚开始的时候，她们几个就上学了，而且上的都是新学校。我的两个姨妈上的是女了师范。那个时候上的女子师范比较多。那么我说到那一代人创业，对我母亲就有影响。我母亲上的那个学校，恰好是史良才、黄炎培他们这几个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这几个人办的。他们就已经开始倡导女子教育。所以我母亲上了一个叫做女子蚕桑学校。

为什么要办蚕桑学校，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以丝业，农业和丝业立国。当时中国的轻工业里，丝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时日本的丝业开始非常发达，而且后来居上，日本出口丝绸要抢占中国的市场。这批有志之士觉得要改良中国的丝绸，从什么地方开始改良呢，就是要从改良桑业开始。桑树呀，蚕不是要吃桑树吗。就是呀用科学的办法改良桑树和养蚕。他们觉得女孩比较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就开办了一个女子蚕桑学校。

这个蚕桑学校后来相当的发达，培养出很多人。然后我母亲就有机会，还有十二三岁的时候……。她在家里是先念私塾，所以她的文化底子是基本有了，跟着家里的男孩一起念传统的这些东西就念得不少了，所以这个不成问题。同时呢，她考上了蚕桑学校。在里头大概呆了四年还是五年毕业了，我就不记得了。然后她毕业以后，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并没有需要那些好像很了不起的那种口号，或什么样子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了、什么样下乡什么样，她们很自然的，因为她们既然学的是蚕桑，她就必须去到农村去教给农民怎么样科学养蚕。她当时不可能一毕业就自己办一个什么农场或者是什么。那个时候在江浙一带大量的农民，大部分的农户都是养蚕绞丝的，所以她们第一步，就是实习的时候，就是到农村去，一家一家地去教农户用新的办法，或者就是怎么样避免蚕瘟。那个时候，假如有蚕瘟的话，整个蚕都死掉了。就是从底层非常踏实地一点一点做起，其目标是非常远大的，就是要跟日本人争得丝业一席之地。

所以实业和教育是合在一起的，因为像黄炎培这些人，先做实业，然后赚了一些钱，有了钱他就办教育。那些教育都是不要学费的，我父亲和母亲上学都是没有学费的，没有要家里的钱。但是当时她的机遇比较好，在她工作从二十到三十岁这一段时间，她工作是很有成就的，并且在他们这个专业里头对她是很看好的。在她结婚之前，本来黄炎培是要聘她去当丝业改良委员会的制种厂的厂长，当然她因为结婚就没能去。后来她虽然跟我父亲订婚了，但她仍然不舍得放弃她的那个事业。

而我的父亲他非常执着，每年暑假他就省吃俭用，为了放假能够回来，就是来追她吧。一下子，他等了她十年，最后我母亲大概是被感动了吧，然后就结婚了。他是学经济的，他要从最低级，所谓练习生，就是实习生做起。所以对他后业做银行，所有业务他都知道。就是一个人他就是要踏踏实实地，从一点一点做起。我母亲学常常跟我讲，就是他宁可放弃比较高的工资，他要从底层做起。

陈光甫是上海银行的创办者，然后专门把他叫去，谈得非常投机。陈光甫说你到我这个地方来做吧。那个时候他已经基层的事情已干了一些了。他到陈光甫那里，先到调研部，叫他先去调查。他们那人调查，对我印象挺深的，比如说你在街道，哪个区开储蓄所，他是拿着电话本，一家一家地看，这个区大概是什么样人住的，然后他们估计这个地方开一个储蓄所大概有多少储蓄的量，然后在哪一个点设点，做得非常细致的研究。他们上海银行开始的是一元钱开户，宗旨就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不是只看大户。另外一个宗旨就是支持民族工商业。所以我父亲的朋友里头有好多实业家，比如像九大的范旭东、卢作孚，现在卢作孚还是比较有名的，像那个李柱成（音）啊，还有东亚毛纺厂的宋非新啊，他们这些朋友都是志同道合，实业救国。陈光甫觉得日本留学生不够，所以又把他派到美国去，上那个非常名霍顿商学院。他除了在那上课外，还一家一家地考察美国的银行，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吧。完了之后，陈光甫派他到天津去开分行。天津在那时候，在1949年前是仅次于上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它非常开放，实业最多，民族工商业非常发达。所以我父亲的朋友里头有好多实业家，比如像九大的范旭东啊、像卢作孚啊，现在卢作孚还是比较有名的，像那个李柱成啊，还有东亚毛纺厂的宋非新啊，他们这些朋友都是志同道合，都是实救国。

等到日本一占领之后，大家都是要往内地跑的，都不愿意在沦陷区呆。陈光甫虽然他自己也撤了，可是他要求他（我父亲）必须留下来保住华北的资产，就是保住上海银行在华北的资产，跟日本人争天下、斗！但是那个时候怎么能斗得过呢，因为那时候有租界，所以他们认为呀，他们没有想到到1941年的时候，就太平洋战争了，他们就一直认为呀，那个时候天津有英租界、法租界。天津是租界最多的地方，那个八国联军在天津都有租界，但主要的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的势力是不能进去的，也就是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的势力是不能进去的。所以他们租界的庇护下还能够做一些事情，而且还做得不少，因为那时候中国很多……。天津那个时候在1949年以前是仅次于上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非常开放且实业最多，民族工商业非常发达，而且有一个是不能突破的，就是绝对不当汉奸。我们在学校里头被迫学日文，我们就造反。我父亲他是日本留学生，他的日文当然是非常非常好，他在日本呆了十几年，但是他绝对不鼓励我学日文。他有一次出差到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刚刚成立，周佛海是汪精卫的财政部长，也是他（我父亲）在日本比较熟的同学，就找他（我父亲），要他当财政次长。然后他吓得要死，当然他就拒绝了，他说我真的，我完全没有做官的可能，我要是想做官想发财，我早就做了，也不等到现在了，他就拒绝了。那周佛海就说人各有志，我就不勉强了。他提前跑回天津了，他跟我母亲说，他是逃回来的。我母亲就说，你要是真当汉奸的话的，我绝对跟你离婚。这个话，现在的人说离婚好像挺轻松的，他们这一代人离婚是特别不可思议的事，他们这句话说出来，就说明他们是有一个底限。其它的时候，她都是顺着我父亲。那我在家里头看到他，就是他生了一场肺病，就是在精神是压抑太大了。那几年是他身体最坏的时候，也是精神最坏的时候，反正回到家他基本上不说话，也没有什么笑脸。就是这么苦撑。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就是他偷偷地听重庆的广播，那个时候是非法的，被日本人抓住的话，是要坐牢，进宪兵队的。但是他每天，就是那时候老式的收音机吗吧，他能够调到重庆台，然后偷偷听。当时我们所有在沦陷的人当然都是认重庆的中央政府为政府。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根本不知道有延安，不知道还有别的，就是非常盼，所谓盼中央，就觉得它只要在哪儿抗战，我们就还有希望。

刚刚光复，日本投降，他们原来对重庆政府还寄予很大的希望。然后他又去了一趟重庆，发现他们那里头大家都在那儿想发财，就这样，那种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压迫也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就像那书里头写的（指的是资耀华的自传，编者注），范旭东就让宋子文给气死了。因为他当时正好胜利以后，他想恢复他的那个厂，再回到天津来吧，要进口一批器材，已经都说好了，当时宋子文是中国银行的总裁吧？需要一个背书，要他（宋子文）签字，宋子文提出一个条件，说他要控股。那就等于交给他（宋子文），他们就没了。这个他（范旭东）就非常生气，一着急，就脑溢血，就死了。

这事对他（我父亲）的刺激很大，他就很失望。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发现有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而且是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一个新中国，而且还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当时“新民主主义论”里头是提出要发展民族工业，而且在相当长时间保持民营经济的。那个时候，正巧他是被陈光甫派到美国去考察，他就急着忙着赶回来了。那是1948年底，天津将要易手的时候，他就赶快赶回来了。那时，上层有很多人都在往外跑，都在往南逃，怕共产党来了之后没收财产呀什么的，有些人比较害怕吧。但是他反方向，他是往回跑。

1949年刘少奇到天津见工商业代表时有他，他也觉得挺高兴，因为刘少奇他说剥削有功，他虽然也不觉得自己是剥削，但他知道这意思就是民营经济可以长期存在下去。而且他觉的我不够进步。他非常非常积极，那个时候什么建言呀，提意见呀，他总是觉得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以为可以为国家的建设大大地施展一番了。一直到三反五反，当头一棒，受了很大的打击。

我对父母是比较愧疚的，这个愧疚是从三反五反开始的。三反五反是在1952年初吧，我是1951年暑假毕业的，参加工作才半年。那个时候，我父亲不是老嫌我不进步吧，后来我就真进步了，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入团了，然后一切都听党的话了。而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站在党的一边了，听党的话了。那么它叫我干什么，我就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机关里头的领导也觉得我的家庭出生不算不好，因为我父亲算是进步民主人士。所以到了三反五反的时候，忽然一下他就变成了运动对象了，而且忽然一下它就变成了罪名特别大，天津日报大字标题说“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引起公愤”。当然我在单位组织上就找我谈话，意思就说，现在你该划清界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划清界线了，怎么样才能够满足组织对我的要求。后来我就提出来，因为我当时忽然看到我一个中学同学，他登报跟他父亲脱离关系，我就说，唉，我可以这么做。我就向组织提出来，那要不然就登报跟他脱离关系，他们说这不符合政策，不应该这样做，他就是需要你不断地做他的工作这是对的。我通讯只跟我母亲通讯，我母亲写信告诉我这件事情。当时他的态度就是说，他是完全冤枉的，但是他相信组织上最终会弄清楚的，叫我别着急，你还是好好的，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当然马上将这封信就交出来了，当然的领导就跟我说，你看，你母亲还在拉笼你，她还在完全维护你父亲，党说他有问题，他就有问题，你不能说我觉得他没有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相信党呢，还是相信你父亲？我的态度呢，当时是采取一个中立的态度，他们认为我这是不够，这个完全是一种逃避的，应该揭发。但是我真得没法揭发，我真不完全不知道他的工作情况。给我后来唯一的印象，一个影响，就是说你必须跟他们疏远，我不能够再把他们当亲人来对待。亲不亲，阶级分。你要是接受了阶级观点，就不是说个人行为好还是不好。现在看起来它既然是属于被扣帽子叫做奸商了呢，那当然就属于人民之外的，那你就无论如何不能跟他再有什么感情了，必须从感情上一刀两断……。认识到过去你那些所谓正面的教育，所有的那些教育都是应该批判的。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经历了一番好像脱了一层皮的那种感觉。（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好友们”：zhaopenghaoyou，谢谢！）

那时春节，正好赶上春节，我说我不回家，他们还觉得我必须应该回家，因为回家呢正好对我是一个考验，看看我的态度怎样，然后去动员他们坦白。等到我回家以后呢，因为我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不能当两面派的，就是要非常诚实的，我不能在家里对他们表示同情，回去对组织汇报说其实我在那动员他们坦白，我没想过我可以这样的。后来有很多人都可以这样，但当时我实际没有想我可以这样。所以我回去后准备好给他们脸色看，我一定要做出一副回去可以汇报的姿态。过去我每次回家过春节都特热闹，虽然我们家都比较新式，但是春节也还是一件大事，然后我母亲在之前很早的几天就得准备起来，客厅里就会摆好多花，互相送礼，有好多亲戚朋友互相来这样。但是那年春节完全是冷冷清清的，等于没过。也没人来了，这个他也不接待什么人了，然后就什么事也没有，然后大家相对无言，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要说几句，组织交代我说的话，让他们去坦白，我也说不出口，他也不说话，非常冷清，基本上没过一个春节。然后我母亲呢，还想说点什么，被我父亲制止。然后他们就说，跟我划清界限是应该的。父亲就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跟家里头的关系就不一样，非常冷清，非常压抑。

文革的时候，大家都要下干校，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单位也都要下干校，以为从此一下去大概就见不着了，就问我回不回去送一送他们。结果我呢，不敢擅自做主，那个时候事事都得请示军代表。就说他们要下干校了，我能不能回去看他们一下。军代表说，这事，你自己负责吧，后果你自负，你自己决定吧。我觉得他那个意思就是我不应该去。当时我还没有想好呢，就有另外一个，当时刚刚被结合的老干部，就专门找我谈，就在私下里说，我劝你还是不要去，因为现在正好要清理阶级队伍，去了一趟回来就说不清楚了。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去。明明知道有可能从此就见不着了，我也没有去。所以我从那个以后，一直从三五反到文革，我跟我家里的关系，就是一种消极和疏远，非常冷漠，这样一种关系。后来看起来简直就欺师灭祖、伤天害理，是吧？

但是那个其中有起伏，这个起伏就随着整个形势，一会儿阶级斗争弦绷紧了，然后我就少回家，假如那一阵子要是阶级斗争讲得少了，我就可以回家多一点，跟他们的关系就稍微那些个一点。那么阶级斗争最松的时候呢，是在三年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饭吃了，也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父亲的处境也比较不错，他一直就是被统战对象，高级领导对他态度不错，在这种后气氛之下我也就回家多一点，而且我恰好六零年生小孩，我在家坐月子，一切都是在我母亲的照顾之下。她是绝对不计较我以前对她态度怎么样，后来对她态度怎么样，只要我回去她就全心全意照顾我。后来我产假没满，单位就把我派出去，我要出差了，所以我这孩子就完全丢给我母亲养。他是喝牛妈长大的，而那时候牛妈是有配额的，他是不够，我父亲母亲就把他们的配额拿出来，因为我父亲稍微有一点特殊的待遇。然后他们都，总之他们把他们所有的营养都给了我这个孩子，我就什么都不管，一切都是依靠他们。所以在困难时期，我生孩子时期，我生病的时候，就回家，接受我母亲的照顾。等到阶级斗争的弦一绷就不行。

在改革开放以后啊，大概1978年还是1979年，我记得我回去，我回去看他们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妈说了一句，嘿，老太太，现在好了，你女儿用不着跟你划清界线了。这句话是够辛酸的吧。后来多少年，从改革开放到他们去世，也就有二十年吧差不多，我也还是没有对他们尽到儿女应该尽的责任。最近我正在看这个，就是看了几集宋丹丹演的《妈妈的花样年华》，那里头那个老太太，老是在那关心，老想知道，一会儿跟这个孩子打打电话，一会儿希望他们多来。他们原来是一个月聚一次，她希望他们变成一个礼拜聚一次。然后她的儿女都认为负担特重，特别不爱接她电话，然后不愿意去，说一个月聚一次已经聚不起了，还要一个礼拜聚一次……。

我当时我的心情就有点，看到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后来是每个礼拜聚一次，每个周末，我们三姐妹都去，但是去了就觉得是个负担，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话跟她说。她特别想了解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但我们都懒得跟她说。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后来我想起，她也不就是想关心关心，另外她也挺寂寞的。原来也是有事业的，后来变成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后来她确实外头的事也不太了解了。她在年轻的时候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而我们现在有这个事业心，能够在事业上做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她的影响，她的教育。因为我觉得她从小就是教育我们应该有事业心。我们这种非常强烈的事业心，我们几个人都是这样，是她培养出来的，可是她后来是我们事业心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事业心太强了，老在想着自己的工作，就懒得理她，就好像总觉得没有时间去管她，去招呼她，就把她交给一个，在生活在就有一个保姆在照顾她，那保姆也还尽心尽力的。

至于我父亲呢，自三反五反以来他就沉默了，我就根本不知道他对外头这些事情他是怎么看。他一直上班，一直开会，他一直是政协委员（改革开放后），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对整个改革过程里的政策他是怎么看的，他对当时的时事到底有多少了解，对社会上的好多事情是一种什么观点。他在家是完全保持沉默的。原来他在三反五反前他就沉默，他后来的沉默，我觉得他就不想跟我们拉近距离了。至于他对我们到底怎么看，我也不知道。到后来，原来是有机会的，还可以再恢复，就恢复不过来原来的亲情。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觉得我要用这句话还有点不合适，因为人家待了我们好多年。我父亲母亲都是九十几岁才去世的，我母亲九十五岁，我父亲九十六岁，待的时间够长的了。说子欲养而亲不待，一般就是说，儿女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能力瞻养父母，没有能力照顾他们，等到自己有能力有机会了，父母却比较早就去世了。但是的我情况还不是他们不待，他们待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给他们热情和照顾。所以，这个都是在我后来，都是退休以后才想出来的。因为我在退休之前，就觉得工作是第一的，觉得这个简直就忙得不可开交，所有的时间都是不够用的，连一个礼拜回去都觉得是一个负担，所以我觉得现在想起来，那这些都已经永远不可弥补了。

可是我现在愿意做这个事了，我就是觉得，他们不是一般的，他确实……。我说的不是一般的人，不是说他是多显赫，或者是个名人要人或者是什么样的，而是指的，他确实代表了他这个时代中国这一百年来某一部分精英，这一部分精英他们对于他们的创业，他们的生活，他们所坚持的某种坚守，他们所坚持的世界观价值观从基本上讲是比较正健康的，对民族的发展和向前进，是这样一种态度。而且我觉得，我后来在写自选集的序言提到的，我有我自己的阶段，就是说，第一是养成教育，第二是迷失，然后是回归自我。我能够回归自我，有精神的家园可以回归的话，跟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当然还我上了很好的小学和中学，当然家庭给我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第一是诚实，还有就特别反对趋炎附势、嫌贫爱富这个；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特别不要变成纨绔子弟，我母亲特别重视这一点，她把那个旧教育、传统教育、传统的观念道德和新道德非常好地结合起来了。传统观念就是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苟且”，这是伦语里头讲的。那么它的“君子爱人以德”呢，就是说对我们不溺爱，完全是要有原则的。假如我们跟别的，比如说同学吵架、跟朋友吵架，她一定不会无原则地袒护我们，她先得把事情弄明白，然后她才，她也不是无原则地一味让我们让，她一定是事情先弄明白。所以这种理性的讲道理的教育，都是从她身上来的。（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好友们”：zhaopenghaoyou，谢谢！）

我父亲他就是规规矩矩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他是非常非常讲规矩的，他对银行业的做法，我觉得他也是非常严谨的。我虽然不懂他这个业务，但是讲规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现在我觉得他是1996年去世的，他如果他活到现在，看到现在银行里的这种乱相，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他简直不能忍受，因为刚开始我……（听不清楚，编者注），我就听到他这样讲，这么做会引起通货膨胀，绝对不能这么做。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时代也许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这种品质和做人的态度、做人做事的态度，以及教育的方向，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这个像他们这一批人所代表的，不止是他一个人的，他们这一代人所代表的方向，我相信是有利于我们民族健康发展的，我认为起码是这样。我也不一定认为他们有多了不起，或者说多么出类拔萃，但是至少他代表了一代比较优秀的精英阶层，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在这里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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