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选择，我想成为直男”
同性恋“低龄化”现象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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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死不承认，但伍风估计很多朋友是知道他的取向的。说是谈恋爱了，伍风却从来不发合照，他也避免打“他”字，都是用“Ta”来替代。

“现在‘我是谁’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自我认同问题的纠结是后现代社会普遍的特点。”

“当我们到了中年，真正要去面临比如成家、父母的压力、工作、养老等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承担很现实的东西，就会跟社会直面冲击了。”

伍风永远忘不了那一夜。四年前的一个晚上，下了一场秋雨，在伍风浑身湿漉漉地回到住处，低头看见自己身上陌生的短裤和人字拖，他才意识到今晚确实发生了一些事。

在别人眼里，伍风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连续多年拿到奖学金的优秀少年。但只有他心里知道，自己是跟别人不同的。天津的秋风萧瑟，他塞着耳机、拎着提包孤独地走着。按捺不住寂寞，他还是下载了一款社交软件，这是一款专门为同志设计的交友软件。打招呼、交换照片、商量时间地点，一切顺理成章地进行着。对于伍风来说，他只想用另外一具身体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他提前来到了约定地点，是一家大型商场。对方刚从这里健身结束，径直搂过他的肩膀，带他去了对面的公寓。路上，男人低下头轻轻对怀里略显僵硬的伍风说：“别紧张。”

这是他的第一次。伍风一直没有说话，他突然觉得自己挺没劲，甚至有些轻贱。晚上10点多，20岁的伍风终于躺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累了。

“小软件”

根据上述软件2015大数据白皮书，平均每两位中国男同中，就有一位像伍风这样的用户。圈内人都叫这种软件是“小软件”。

不少年轻的同性恋，都是用这个软件找到自己的“伴侣”。居住于北京的程小新曾在上面结识了两任男友，但现在对于它却是既爱又恨：因为这依旧是交友最高效的途径，但糟糕的方面却是，人们基本上就是在约炮，很少有人真心实意地聊天。

同性恋者一窝蜂地涌向了这个虚拟的世界。在那里，人人都有柜子，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走出来，甚至脱掉衣物，露骨却直白地彼此相处。每一段对话的指向都心知肚明，每一次交谈都有套路，他们看得见对方的本质，可以随意挑选喜欢的款式。

“0”“0.5”“1”是注册账号时必须要填的属性。1是指同性恋中扮演男性角色，0是指演女性角色，0.5是两者皆可。除此之外，还需要填写的是身高、体重数据，以及自己和寻找目标的特性。

目的性比较明确的人会标明0或1。虽然程小新基本是0，但他写的却是0.5，“这样大家不知道你找什么，聊天的范围就更广了”。

“但经常用一段时间就太失望了，关掉卸载，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寂寞了就又上去看一看。”一些年轻人都有和程小新一样循环往复的经历。

即便对于上海的关弛这样小心翼翼隐瞒身份的人，也忍不住使用它。但是，关弛很害怕被身边的人认出来，“如定位距离太远，很难跟对方长期发展，距离太近了，又怕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

另外，他还喜欢用一个叫做“阅后即焚”的功能，就是当对方发过来照片时，你需要按住才可以看到照片，否则就会被销毁。他不希望自己的照片留在别人的手里。在关弛看来，生活的理想状态是：“同性恋身份是一个盒子，我想进去的时候，可以进去，想出来的时候，它不会影响我。”

而在那一晚过后，天津的伍风立刻就把软件卸载了，“你可以说我很保守，但我不能那么脏，我要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爱的人。”一年后，他又遇到了下一个男人，比他大8岁，是一位银行职员。伍风一度又陷入隐秘的爱情当中，只有大街上没人的时候才敢牵牵手、拥抱，偶尔再大胆些才会接个吻。

虽然死不承认，但伍风估计很多朋友八成是知道他的取向的。说是谈恋爱了，伍风却从来不发合照，他也避免打“他”字，都是用“Ta”来替代。然而他却从蛛丝马迹里逐渐发现，“小软件”一直存在。男友会时不时用各种软件跟别人“聊骚”，屡教不改。最让他忍受不了的一次是，在发生关系后，男人居然问他：“要不要给你再找个人来？”

23岁时，伍风再次分手了。在朋友的怂恿下使用了另一款社交软件，他随便放了一张照片，一个星期就有上千的浏览量。

“不知道同类在哪里，即便知道，选择的余地也很小。”伍风对这种感情失去信心了，“如果是约炮，风险远远大过快感，安全措施不到位就提心吊胆地去检测HIV。”

然而北京年轻人罗易的想法更悲观一些，他很难对一段长远的关系抱多大希望，“干嘛那么麻烦，找聊天的人聊天，找做爱的人做爱，找诉苦的对象诉苦。找三个人不就行了吗？”

存在

在中国，同性恋呈现低龄化趋势。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更多年轻人承认自己同性恋的身份。

“以前很多人30岁以后才开始出柜，现在一些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都要出柜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魏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因为现在同志身份在中国建构出来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作为同性恋身份的模式出现了。二十年前，这些信息很少，很难去认同，现在这些信息无所不在，这很重要。”

如果待在同志的圈子里久了，其实是可以通过衣着、举止、手势、言行等等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同类，也叫做“gay达”或“拉达”（指辨认“gay”或者“拉拉”的雷达）：比如一个人会打理自己的发型，但并不是理个寸头；喜欢戴镯子，脚上拴一根红线；最爱穿Hollister和A&F品牌的衣服；经常喷香水，注重容貌，动不动就敷面膜美容；爱看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喜欢高冷、另类、贱贱的明星……

但也难免会被瞬息而至的孤独所侵扰。“你不认识别人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去找谁说这件事，找谁成为你的伴侣，会觉得恐惧，是不是自己会一个人一直这样走下去？”程小新很害怕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在这样的逻辑里越陷越深。他就是喜欢吃饭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吃，自习也要找人一起去，电影和人一起看。

“现在‘我是谁’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自我认同问题的纠结是后现代社会普遍的特点。”魏伟觉得，“一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没有这种纠结，今天的这种纠结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我们的种族、宗教、文化、性取向等等自我身份的认同。”

确实，程小新只在圈里以及少数好朋友面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别人怀疑他的性取向，他会使用经典的一招套路：“你是我就是。”这是一种巧妙的回答，如果是圈内人，对方立马就懂了，如果不是，也不会尴尬。

夜深人静的时候，程小新才会把面具摘下来，平时都是一副直男的样子，但其实他并不懂如何与直男相处，“不能把自己特别浪的一面展现出来，又无法把自己装得很直，太辛苦了”。

在圈子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Gay圈，有脸才有一切。得到认可的，其实是长得好看的，而且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同性恋。罗易对此深有体会，“一直处在强者的位置，是不会遭到讥笑的”。罗易曾是老家的高考状元，一直生活在保护和仰视之下，同性恋的身份也没有过多隐瞒。

当然，也有少数人完全出柜了。上海的冯允力现在把自己当做同志运动中的一员，是缘于多年积攒的愤怒：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他曾被当众扒裤子、推进女厕所、文具被随便抢走踩在地上、书包全被丢掉。后来他还会被人围殴，骂成“死娘娘腔”。高中的时候，同学用社交软件发现了他的身份，就告诉了全班。此后，他走在路上会有人朝他扔粉笔，考试时被泼水，还有同学堵在教室门口骂他“死基佬”。“每天一进到教室，都不知道他们今天又用了什么花招。”冯允力回忆。

另外一种极端的方式是，完全隐藏自己的身份。这些人可能来自“管理特别严格”的集体，未来，他们还要参加国考成为公务员，正式走入编制里去工作，因此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更不用说暴露自己性少数的身份了。

接受

“你能接受同性恋么？”“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恋，还能接受吗？”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为性少数人群提供服务的机构了解到，社会上多数人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但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成了“那不可以”。

“虽然现在感觉经常提基友、搞基啊，但很多人对这些词汇还是停留在开玩笑的层面上。大家都会提到，但真的都接受吗，也未必，而且接受也是不同程度的。”北京同志中心负责人小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修订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剔除，使得中国至少三千万同性恋不再属于病人，但公众对同性恋固有的观念很难立刻得到改变。

同志亲友会的“红狐妈妈”在发宣传册时，更是直接就遇到冷眼和嫌弃，“就像那本书就是细菌，坚决不要。”曾经有个北京的老人，接过小册子以后就扔了，用眼睛上下打量了她一遍，说：“我看你也一把岁数了，你怎么那么缺德啊！你就不教孩子们点好，让他们当同性恋。”并且威胁她，再发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报警。

“中国人的歧视，面子上说得可好了，难听的全在背后，对同性恋是骨子里的歧视和冷暴力，不是和你打一架就完了的。”“红狐妈妈”特别无奈。

“如果让我选择要成为直男还是同性恋，我会选成为直男。”程小新毫不犹豫地说。在他看来，“目前同性恋群体处在一种内部狂欢的状态。大多数人都觉得特别无所谓，因为对爱情没有一个可以预期的、稳定的未来，因此会比较放纵，导致无论是外人，还是圈内人，都觉得比较混乱。”

“虽然社会上看起来基腐文化盛行，但其实都比较虚假。当我们到了中年，真正要去面临比如成家、父母的压力、工作、养老等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承担很现实的东西，就会跟社会直面冲击了。”程小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和父母出柜，是年轻人最难迈出的一步。“红狐妈妈”经历了十多年，才终于接受儿子的身份，现在她可以在线下面对几百人，或者在线上面对十几万人直播，告诉孩子们家长们的想法：

“一个是面子上觉得很丢人，很少有家长告诉别人我的孩子是同性恋，99%都做不到，包括我也是；一个是有悖于传统文化，一直都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家长来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彻底破灭了，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还有一个问题是养老，到老了孤孤单单的怎么办，尤其是两个男人，这就是爸爸妈妈所担心的问题。”

最开始，“红狐妈妈”非常反对同性恋，用尽了所有方法想让儿子妥协，甚至把孩子赶出家门三年，有些家长甚至更过激地为儿子找妓女。矛盾的是，就算本身是男同性恋的一位父亲，发现自己女儿是一名性少数的时候，也无法接受，“当时我就憋劲，一定给她矫正过来。我很难，绝对不能让她也这么难。”这位父亲说。

通通都无济于事。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社会也不支持。如果父母也不理解的话，程小新觉得自己将来会非常无助。有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被逼着和异性结婚了，在洞房那一刻，他被吓醒了，一身冷汗。

艾滋少年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曾在2015年底透露，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年轻人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传播。

北京的年轻人余明就是那个不幸的人。一个月前，他原本准备和一个人上床，但对方很在意健康，要求他去检测一下。8月8日，这是他第五次做HIV检测，弱阳性，第二条线是浅的，但还是硬生生地存在。余明立马就去做进一步的检测，最终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当时，余明噗嗤一下就哭了：“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在过去五年里，他交往过十多个男人。只要能想起来的，他都通知了一遍。但所有人都声称自己是阴性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被谁传染了。

在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消息后，余明再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他一直觉得，这件事不会对自己的心理造成任何影响，“我总觉得我可以接受，但其实不是的，而且对心理的影响程度远远比身体更大。生活中遇到很多小挫折都会联想到这个，所有事情都变得不好了。”

如今，余明淡定一些了，好不容易取到药了，还不想吃，“因为一吃就是一辈子，什么药你吃一辈子都是不好的，对腰、肾、肝、内脏都不太好。”还有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金钱。余明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在北京郊区做点小生意，母亲待业在家，“不能告诉父母。检测费超贵，抽我一大堆血，一共要两千多元呢。”

曾经一度，余明想过，以后找一个可以安乐死的地方度过晚年，“是不是要先在外国工作几年，才能获得外国的居民证”。然后再一想，他这一生最后的目标就是找个能安乐死的国家，就立刻变得消极了。

中国面临到的情况并非独有。今年7月，在南非举行的第21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指出，尽管人类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成就显著，但艾滋病仍是全球范围导致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而在非洲则是青少年的头号“杀手”。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现在年轻人的性观念较为开放，加上防范意识低，社交软件的流行，艾滋病更容易通过性途径在年轻人中间传播。北京市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张彤曾对媒体透露，从中心近几年接待检测的人群中可以发现，14-20岁之间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高，十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检测已不算稀奇。

“性行为低龄化的现象不只是同性恋，从整个人类来看，异性恋也是，他们的性行为发生也更加低龄化。这也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不只是西方，中国也是这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魏伟认为，背后的原因包括大众媒体影响，互联网发展，信息弥散，包括现在学术界谈论得很多的“过于早熟的孩子”，因为他们受信息的影响很大。

和余明一样的人不少。同志亲友会最近收到一条求助信息：“第一任是南方农村的，和他好了三年，最后还是毅然选择回老家娶妻生子，放弃我。第二任是北京公务员，同样面临到了婚龄娶妻生子。我开始乱了，染上了性病和艾滋病。”

发布这条信息的主人，生于1992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伍风、程小新、关弛、冯允力、余明、罗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