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十月（公历11月），发生于内蒙古东南部并波及辽宁、吉林、河北三省的金丹教武装暴乱（因起事暴徒头裹红巾为记，故而蒙古族称“红帽子事件”，当地受害汉民则骂之为“红头蛆”）事件。

　　这是一场结合了斜教惨无人道的本性，被斜教所利用的蒙汉民间风俗和土地矛盾、清朝地方政府在调解矛盾上的无力、蒙古上层王公擅做威福所招致的怨恨，以及人类狭隘自私等诸般负面心态而形成的历史悲剧。虽然在短短四十八天内，斜教武装势力即为荡平，但为乱事波及的十几万平方公里上各种善后工作却绵延半年之久，而因此造成的蒙汉裂痕直到几十年后的民国时期依然未曾弥合。

一、金丹斜教之由来
根据当时平乱后对俘虏的审讯笔录来看，金丹斜教的大首领名叫杨悦春，道光二十一年（AD1841年）生于直隶属下承德府建昌县杨家弯子（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敖汉旗沟梁镇设力虎村）。其父杨占山，祖籍山东，系当时敖汉旗贝子府的佃户，生有三子，杨悦春排行第二。据杨悦春本人口供称，他在三十多岁时遇到一个姓郭的道士，从其学了点炼丹驱鬼的法术，于是开始利用当时人们普遍迷信的弱点到处行医骗财，不久即家境大富。

    郭道士一事，可见于《朝阳县志》，内中记载说，“查学好教门，原系左道，惑众斜教。光绪初年，曾在朝阳县东南方炒米甸子、碾盘沟等村设立教坛，传教为师者，系一道士，夜聚昼散，男女俱可入教，练成则枪不能伤，能驾云上天等术，嗣被本地豪而有识者逐之，遂潜逃至朝北及建昌县敖汉旗等地方，在杨家弯子村杨悦春家中设立教坛。”在当时，朝阳也属于直隶。可见，光绪初年在朝阳县境内设坛聚众，大搞斜教迷信活动的道士显然就是杨悦春口供内说到的郭姓道士。光绪初年在AD1875年后，在时间上也吻合杨悦春口供内所称的三十多岁遇到郭道人一事。但此人于流窜至建昌县之后的下落如何，由于当时的审理者未曾细究，因而杨的口供亦未交待，金丹道作乱时也不见郭道士现身，显然此人在传授蛊惑过杨悦春后，又不知跑到何处去继续招摇撞骗了。另外，关于金丹教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一贯道支派，因此郭道士其人之存与未存，抑或是如张角在建立太平道的时候声称的南华老仙授予天书一般，尽属杨悦春本人为减轻罪责而杜撰的子虚乌有，亦未可知。

总之，杨氏家有余财的结果就如同所有斜教头子一样，发现这是一条发家致富并可通往权势宝座的捷径，野心的种子便迎风而生，接下来建立斜教组织的行为也就水到渠成了。和历史上的许多斜教组织一样，他将总坛设立在偏僻的深山老林大黑山中，借丰盛的林木为掩护，开始以行医为名招收信徒。在当时，大黑山的西面有以喀剌沁、平泉、赤峰为中心的“在理教”（青帮），东边则有流传于锦州、义州等地的“武圣门•金钟罩”，这两个教门也属于斜教。于是，杨悦春就毫不客气的使用“拿来主义”，将“在理教”的禁烟戒酒幌子和“武圣门•金钟罩”的“入教习术能避刀枪劫数”等等荒诞不经之说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教理”，但那两个斜教经营多年，早已自成“经典”，而杨悦春不过一招摇撞骗的粗鄙之徒，哪可能自创经书，于是只能对教徒宣称有所谓的“梦首经”、“葫芦经”、“文出入法”、“梵王经”、“观音咒”等经书，然则杨氏既“授业”于道士，“梵王”和“观音”却显系佛教，正可谓不道不佛，全然是斜教所惯用的假借正统宗教以达蛊惑人心之特点。事实证明，平乱后在大黑山总坛内并未找到这些所谓的“经典”，足见其杜撰蒙骗人心之实。就是这样，一个对外号称“劝人学好”的斜教组织就这样在拼凑中出笼了，其正式全称为“无上门•金丹道•一炷香”，另有别称为“圣道门”。

那么，金丹道的行为是如其声称的“劝人学好”吗？暂不谈其后来掀起暴乱后杀害了众多蒙汉平民，单就其立教之初的表现就足以说明这个口号纯属欺人之谈。根据当时在热河办理承平银矿事务的徐润（1838－1911）于光绪十八年亲赴大黑山实地考察的记载，杨悦春的私宅“依山造房，成村圩形式，气象排场，远非（敖汉旗）贝子府可比”，“旁有小山坡，系聚众议事之处”，所谓议事，内容为何呢？“近则一月一聚，远则一年一聚，为广敛钱粮事”。可见，所谓聚会议事不过是杨教主敛财，不然怎能造出一幢连当地蒙旗贝子府都望尘莫及的豪宅？住在这样的私人豪宅里的杨教主，其生活之腐败豪奢，则无不建立在对教徒的盘剥之上。中了邪教之毒的教徒们为了供奉教主，出去后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又怎么可能做到“学好”？邪教欺人害人之祸，由此可见一斑。

二、热河蒙汉矛盾之由来 

被金丹斜教用以蛊惑人心的热河蒙汉矛盾是由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特别是土地矛盾，当追溯至康雍年间。 

清朝入关之初，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蒙汉隔离政策，严禁汉族出关或蒙人入关。到了康熙年间，这一禁令因全国局势的稳定和人口激增造成的土地短缺事实而渐渐取消。首先在喀剌沁旗和翁牛特旗之间开辟田庄，招徕内地汉族农民出关开荒耕种。当时，北京户部特别印制了票证，发放给出关农民做为官方允准的证据。春季出关耕种，秋后入关回乡，往来皆凭票通行。 

时至雍正元年至二年间，直隶山东两省连年荒旱，于是朝廷想出了“借地养民”之策，准许内地灾民在长城以北五十里内开荒耕种，传谕蒙古各盟旗王公妥为收容，又在古北口、张家口和归化三地设立同知官来管理出关农民的户籍，以免有在逃犯人出关作乱。客观上说，蒙人可以因此收取地租之利，有助于改善生活，汉族农民也因此得以免遭荒旱疾苦，且有拨田给宅、免缴地价，轻役减赋等优惠政策，清廷因此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国内局势，可谓各得其所，多方受益，称其为善政亦不为过分。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出关的汉族农民和当地蒙族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蒙族人将这些农民称为“察噶钦”，意同汉语之“娇客”，既亲切又形象。 

最初，由于官方的组织管理尚称严密，所以没出什么乱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乾隆年间的管理趋于疏离后，出关者的成分便复杂起来，许多无灾之地的人员也为了躲避税收，冒充灾民出关，加之蒙古王公贪图地租利益，默许出关农民长期居留，使得权宜之计的借地变成了长久居留，一方大量涌入，一方只入不出，结果当然是蒙地的汉族越来越多，当初的五十里耕种界线很快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内地民间甚至出现了专门把人送到关外去的“揽头”职业（跟现在的蛇头也差不多吧），可见当时出关潮之踊跃。据光绪年间重修的《承德府志》留下的数据，乾隆四十九年（AD1784），喀剌沁三旗和土默特二旗的汉族人口已逾55万，到了同治十一年（AD1872）达到了88万多人，80多年间增加了32万人。 

人口增加了，垦区扩大了，维系着众多蒙古族生计的牧区当然会随之减少。当初的“娇客”一旦转变为剥夺自己生存空间的对手，那种好感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了，代之而升起的是一片反对土地放垦的呼声。当然，那时候还不存在环保观念，不过从客观上说，过度开垦破坏草原确实也会造成生态问题，只是还没人意识到而已。 

问题终于反应到乾隆面前，使他意识到再放任下去蒙古那边会出问题，于是下令札撒克王公们立刻清理私留农民，如再隐瞒将遭到制裁。同时又下令严惩内地的“揽头”，“徐令民人归赴原地”，“土地逐年归还原主”。可是这个谕令在执行的时候却从三个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第一个方面是出关农民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仗着人多对抗谕令，不肯回乡；第二个方面是蒙古札撒克王公也不肯放弃地租利益，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继续包庇农民；第三个方面来自内地不断发生的白莲教起义正在出关大省河南山东一代此起彼伏，于是有大臣奏议说，如果硬逼农民回乡，恐怕他们会投入白莲教，“助教匪为逆”。此时已是乾隆晚年，无复少壮时的精力锐气，因此干脆把问题抛给蒙古王公，那意思无非是你们既然愿意留下农民就留吧，本地蒙古平民闹事就让你们自己内部解决去。皇帝这一松口，贪图地租的蒙古王公们也一边压制旗民不满，一边继续放任内地垦荒者蚕食草原。到了道光初年，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衙门甚至依照蒙古王公之请，把借地养民写入了相当于政策汇编的《则例》之中，于是权宜之计变长久之法的行为终于彻底合法化了，成为嘉道年间拓植实边的手段之一。 

这一合法化在道光至同治年间又衍生出新的恶果，加剧了当地蒙汉矛盾。获得长久居留权的内地农民开始不满足于现状，也不再老实的向原来的蒙古族地主（此地主非彼地主）缴纳地租了。因为汉民日多，蒙人反而成为少数，于是部分汉民开始结连起来反客为主的欺负蒙古族，对来取地租的蒙古人轻则欺骗，重则干脆拳打脚踢，反正只要不少朝廷的税和蒙古王公的租，反而比普通蒙古族人更受保护。当时，在蒙旗境内，清廷设置的管理蒙汉词讼的“理事通判厅”主官基本上由汉官充任。乾隆四十一年，有几个厅升格为州县，就是平泉州及其下属的建昌县、朝阳县和赤峰县，和蒙旗制度平行。但这些州县官员视征收粮款多寡为政绩，缺乏调和民族矛盾的意识，所以往往在蒙汉词讼上站在汉农一侧，并不深究其中的是非曲直。再则，从地租上，官员自己也有利可图。康、雍朝的时候，蒙古地租收的是粮，乾隆朝以转运不便，依据汉农之请，改为依照粮食的市场价格折合为钱。因为多了一道变现手续，官员们的偷手机会自然增大了。既有私利在中间，官员们就愈发会偏袒汉农了，蒙人之怨言怒火，自不待言，民间对汉农的报复行为也因而发生。收不到地租又打不赢官司的蒙古族人难免纠集亲友上门强讨；被汉民殴打的蒙人反过头来报仇也不足为奇。一件两件无所谓，但随着时间退隐而聚少成多就不可小觑了。 

试问一片土地如今有两个民族并存，又被人为的制造出两种土地关系，两套管理机构，两种管理办法，无异于一山二虎，欲不斗又岂可得乎？ 

顺便说一句，后来有的佃户甚至开始对蒙旗王爷们变起粮价花样，其中有些难免被识破，自然遭到王爷的处罚，又引发了新的矛盾。这里先说明，蒙古王爷对汉民并非亲爱，只是图地租之利，除了偏袒之外也有许多欺压，这是等级社会之通病，并不以民族为限，愿诸位读者莫生他想，别出机杼。 

下面再说说导致蒙汉矛盾的另一个原因——风俗和性格上的不同。 

蒙古人长居草原，性情质朴，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视角与内地汉族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这一点想必众所周知。蒙古人缺乏和内地人交往的经验，同样，内地人也不了解蒙古人。彼此的接触完全是因为一项政策而促成的，可谓不期而遇，不尴不尬。凭心而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多数都是缘于不了解。蒙古人的豪爽不拘小节落在内地人眼中难免变成粗鲁，内地人的细致敏感多思在蒙古人看来简直就是小家子气。本来互相看不顺眼这事也平常，如果有人居中调解沟通，并不难化解。但由于地方官和蒙古王公各图私利，疏于做这方面的工作，乃至放任仇视日增，此为积怨之二。

这些积怨犹如堆在荒野上的大堆干柴，而意欲点燃它的杨悦春等斜教分子一旦出现并伸出了罪恶之手，那么此后势成燎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蒙古上层王公和汉民之结仇 

等级社会无处不存在上位者欺压下位者的情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蒙古王公因为地租利益而偏袒鼓励汉地人留居蒙古，但仅视之为新的剥削对象，绝不会拿他们当做朋友。这些王公、台吉、他不囊【注1】们平时在蒙民面前固然擅做威福，对管地之下的汉民当然也毫不客气。 

当时的蒙俗中，贵族们一旦出门，所过之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蒙汉者，必须一律退避至路边，乘者下车，骑者下马，双手下垂肃立，不得有任何其他动作，否则侍从飞马立至，予以鞭笞。另外，这些贪得无厌的贵族为了从汉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地租，往往借口丈量土地，加派租税，有些强项的汉民就集结起来抗拒，双方因为这种事情，没少发生争执乃至暴力事件。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一些汉民故意隐瞒开荒的实际数字，希图少纳地租。所以有些蒙古平民地主（此地主依然非彼地主）提出丈量土地的要求也算合理，但也因此遭到反抗，总之这样的利益上的对立也构成了积怨的一部分。

这里用金丹道暴乱的策源地敖汉旗的情况做为例子。敖汉旗的前身是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元年（AD1639）编立的敖汉部佐领，领札撒克，初代佐领班第，爵多罗君王。于康、雍、乾三朝时多有从征之军功，因此历代之中多有出任昭乌达盟长者。达克沁是在道光二十七年承袭了爵位，初为贝子，后因军功晋爵贝勒，并升昭乌达盟长兼备兵札撒克。所以，他在金丹道暴乱的时候实际上是贝勒，只不过因为最初是贝子，所以被约定俗成的说成了敖汉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