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把“性”当“敌人”？

   性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在日常生活中，性需要朋友，否则就无法结成人际的性关系；但是在社会层面上，性却总是被当作敌人。

   在漫漫长夜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在人际关系方面，性被婚姻严密地禁锢着，即使是夫妻性生活，也被作为仪式化的“敦伦”，任何“寻欢作乐”都被当成“正经”的敌人。在社会性别方面，同性恋或者任何其他的性取向都是“变态”，都是“正常”的敌人。因为性代表着激情（含基情），代表着自由，代表着不确定、不服从和不统一，所以传统社会必须“以性为敌”，才能维稳。

   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性革命，这套“性本身就是敌人”的思想体系已经土崩瓦解，因此传统势力只好不再直接骂“性”，而是把其他的“恶”与“性”联系起来，迫使“性”与“人”继续处于敌对状态。

   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性被艾滋病化”，尤其是同性恋和性工作。其中的逻辑就是：艾滋病是人类的大敌，那么由于同性恋和性工作都具有传播可能性，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敌人了，而且是千夫所指的公敌。后来，就连任何一种非主流性行为也被紧紧地捆绑在艾滋病的身上。这样一来，艾滋病就被变成传统势力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

   这一招应该说是非常巧妙。它相当成功地掩盖了3个基本事实：首先，性，无论发生在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之中，本身都不会传播艾滋病，只有不安全的性行为才会。其次，无论在什么样的性关系中，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少数人，都不能代表所有人。第三，性，其实不应该去改变，要改变的仅仅是采取安全措施。

   性“被敌人”的另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恶果化”，就是大肆宣传：任何一种非传统和非主流的性，都必然会带来种种恶果。君不见，在主流传媒中，千奇百怪的悲剧全都是“不道德的性”带来的，包括失落、痛苦、嫉妒、仇恨、暴虐、毁灭等等。尤其是，一旦同性恋和性工作出了点麻烦，哈，主流舆论恨不得“喜大普奔”（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就像主子真的赏了钱一样。

   但是这一招却不够巧妙。从思想上来说，这只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陈旧幻觉，根本无法抵挡求新求异的时代潮流。从现实效果来说，它充其量也只能威慑那些其实肯定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人们；根本无法阻挡那些甘愿“自讨苦吃”的新锐者。

   说到底，上述这两种“性的被敌人化”之所以能够在21世纪的中国甚嚣尘上，其实并不是因为传统势力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它所依托的社会制度依然幻想着坚持“性本身就是敌人”的文化糟粕。它虽然不可能再挑战中国人在“私领域”中对于“性”的表达、思考和交流；但是却因此在社会层面上更加张牙舞爪。所以，最近为什么要“清网”，它懂，我懂，你懂，大家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