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蔡康永：世界已经变了（转载）
热12已有 982 次阅读 2015-07-14 11:32
致蔡康永：世界已经变了
作者 艾文
康永哥，我是你的一个读者，一个粉丝，也是一位同志。这两天，你在《奇葩说》上讲的那段话传得到处都是。本来看完感动一场唏嘘一下也就罢了，可是后来又觉得那段视频里你说的那些话，难免有那么一点点“负面”，可能会让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出柜的人因此放弃了出柜，包括一些公众人物。因此就想和你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曾经，我也是一个很胆小的小孩，当我认识到自己是Gay的时候，几乎没有勇气面对自己。Gay这个词在英文中本来带有快乐的意思，可是我一点也不快乐。那时候觉得自己孤单极了，好像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的。
在大学的图书馆，我找了很多与同性恋有关的书来看，从白先勇的《孽子》、《寂寞的十七岁》等小说，到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王小波的《似水柔情》、到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还有康永哥那本充满了暧昧情愫的《那些男孩教我的事》。几乎有关的文学作品、学术作品都读了，甚至哪本书有某个细节是关于同性恋描写的，也会单独摘抄出来。
这些文字给了我温暖，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使我在寂寞空虚冷当中又重新活了过来。尤其是白先勇和康永哥的故事更是给了我很多正面的能量。慢慢地，我不再因为自己是gay这件事感到困扰，反而因此比别的同学更喜欢思考，在思考问题上也多了一些不同的角度。在学校的时候，写了很多文字，幸运的是，这些文字很多也都发表了。写作不仅让我在思想上变得更加独立，同时也帮助我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从大二开始，我凭借稿费已经足够可以交学费和生活费，经济的独立进而帮助我获得人格上的独立，从父母的控制当中摆脱出来。
虽然已经在心里接纳自己作为同志的这一个身份，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gay的时候，我仍然含糊其辞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那时候心里抱着这样一种想法，性取向是个人隐私，是不是gay乃个人私事，与你何干？其实，还是因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全感，以及自己内心不够强大。
和很多作为独生子的80后不同，我有一个亲弟弟和亲妹妹。分别小我三岁和六岁。大三那年暑假回家，我闲在家里无聊，收拾房间书桌的抽屉的时候，发现了几本弟弟的日记本。我有些好奇他会写些什么，忍不住翻开弟弟的日记，看着看着，我的眼泪下来了，其中有一篇日记写的是，他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翻看了我的日记，发现了我的那些疼痛和秘密，他因为我难过而感到难过，为不能替我分担这些疼痛感到难过，他说，他要让我开心，不会让我再受到伤害……原来，弟弟早就知道了我的秘密，可是他对我的爱并没有因此改变，反而比以前更能懂我、体谅我、理解我。回学校以后，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我看了他的日记，谢谢他对哥哥的理解和支持。
从那往后，我好像没有那么害怕和恐惧自己的秘密被别人发现了。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无谓的担心、害怕和烦恼都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因为我已经提前预设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当别人知道的时候，是不会理解我的。可是这个结果不过是自己想象的而已，并不是事实。其实事实上，如果你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谈得上理解。回到学校以后，我就跟宿舍最好的两个哥们儿出柜了，一直到现在，他们还仍然是我的好哥们儿。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工作，在工作之余我开始在智行基金会外展干预小组里做外展志愿者，每个星期的周末和其他的志愿者一起到同志聚集的场所去进行外展干预。对于“同性恋”这件事、这个群体，算是有了一个更深入、客观和完整的认知。而我所接触到的这个群体中一个一个鲜活的故事，比我在书里读到的文字更生动，更具象，更有血有肉。他们的怕与爱、伤与痛，他们的千疮百孔和生生不息，我都能身同感受。我遇到很多外展对象都是已经结婚的人，我听到了许多已婚同志的苦恼：他们既没有办法给妻子性福，自己也由于道德原因无法自由地去寻找自己的性福……有的人最终还是忍受不了这份痛苦，选择了跟妻子出柜、分居、离婚……
大多数的中国同志就是在这样一种鸵鸟状态中生活着。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最安全的活法，但却是最无趣的一种活法。如果提前预料到这份痛苦和结果，他们还会选择进入婚姻吗？那时候我深深觉得，如果社会大环境不改变，那么个体的境遇就不会好到哪，就不会有更多的同志选择站出来，勇敢做自己。
因为做志愿者的关系，我采访到了很多不同年龄的同志，我将他们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稿《世界已经变了》。在北京著名的同性恋据点东单公园里，我采访过一位现在已经76岁的老人叫巴黎。“我是同性恋。”这句话如果放在在六七十年前，没有人敢说出口，在那时候，同性恋是会被当成“流氓罪”逮捕判刑的。巴黎可以说是这个公园的“元老”，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历史的车轮从他身上辗过，留下一个个深刻而疼痛的疤痕和烙印。巴黎一生因为同性恋被检举揭发，三次被捕入狱，在劳改农场度过了他人生里最血气方刚的六年。
那些年，做自己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活着是多么难的事情，可是他仍然活到了今天。我去过巴黎在西单的家，那是北京某个胡同里一个很老的四合院，巴黎住在其中一间，简陋狭小而阴暗。他本来有很好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可是因为是同性恋而背负流氓的罪名，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有那么一瞬间，看到房间墙上挂着的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我恍惚了，仿佛看到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巴黎，刚刚洗完了澡，哼着小曲儿，门帘一撩，上公园去了。
白大爷和巴黎是一个时代的人，互相认识也很多年了，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他的一辈子都生活在柜子当中，柜子，成为了他保护自我的一个避难所，成为他应付那个可怕时代的一个坚硬的躯壳。
那个年代，白大爷这样的柜中人远远多过巴黎。同性恋者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变得更多，或变得更少。无数个白大爷其实就深藏在柜子当中，他们有妻子、有孩子，可是也偶尔和别的男人偷偷腥。他们在生活的夹缝当中腾转挪移，使尽浑身解数不让自己的性取向被发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大时代的小环境里获得生存的空间，否则，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和巴黎一样的命运。
当我从巴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我想，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始了。这不再是时代巨变的前夜，这是时代巨变的早晨，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网络的出现，对同志的交友和自我认同，以及同性恋的社会能见度起到了巨大作用，为这个时代的巨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光子是我采访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公务员，他经历了互联网发展整个历程，他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也慢慢从早期的QQ，到普通的男女交友聊天室，到专门的同性恋网站。到今天，我身边的年轻人，手机里都装上了各种各样的交友软件，什么Jack'd，Blued，Zank等等。年轻人，不再去公园这样的地方了，一打开手机软件，就可以查看到方圆多少公里内有多少同志，而且还有照片、有资料。最早的时候，光子在普通的男女聊天室里一说要找同性朋友，马上就会遭到攻击和漫骂，现在，“基情”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新媒体中常见的词汇。你要在一个普通的群里或朋友圈说自己是“Gay”，还有可能会收获一大片点赞。
当然，你也可以说，在今天即便同性恋的能见度和社会宽容度已经很高，但依然有歧视的存在。可是有时候，我们往往把歧视夸大了，自己把自己给吓住了。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变得不一样了，至少已经不会有人因为同性恋而被判刑，不会因为这个身份而失去自由。
“如果每一个同性恋者都隐藏自己的性取向，都找一个异性来结婚，那同性恋这个群体从长远来讲不会得到任何的进步。”我的朋友超如是说。当时他刚从新西兰回到北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出柜这件事情上，超的看法也和很多中国大陆的同志不一样。他是在2006年跟家人出柜的，他们似乎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因为他在这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铺垫。比如，他在国外的时候，每次打电话都会提到他男友，会讲一些他对人生的看法、对生活的理解。慢慢地，他的家人或多或少地理解了他。母亲说，只要开心，就算他跟男友过一辈子，也没有关系。
事实上，超并不那么在乎家人或亲戚朋友的态度。他说，你要知道自己的幸福最重要，别人理不理解你是他们的问题，别让这种无关紧要的因素影响你的人生，因为你在活自己的人生。你回家的话，人家说那么一两句就无所谓了，但是你就为此改变你的整个人生，那就太草率了。
从超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立精神。他不太赞成男女同性恋结成的“形式婚姻”，因为形婚并没有改进同志的生存环境，反过来可能会让更多人选择做鸵鸟，折服于现实世界的已有定律；这样做从长远来说，同志社群不会得到任何的进步，也不会得到任何的认可。不要轻易地屈服于现实世界的一些条条框框，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你要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谁的态度都不重要，父母跟亲人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曾经我也就要不要出柜这件事征求过弟弟和妹妹的意见，他们也都劝我不要说，而我自己也一直在选择拖延和逃避。2014年，当有机会离开北京去香港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迟疑，通过“优才计划”来到香港工作和生活。
到了香港以后，仿佛连呼吸的空气都是自由的了。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包容、多元、独立。这里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我不认识一个人，也不必在乎谁会知道我的性取向，心里面确确实实是一点顾虑和顾忌都没有了。
一个人最大的成长是内心的成长。在香港生活一年多，我收获最大的是个人内心的独立和成长。我将之前在北京写的《世界已经变了》这本书稿投给了香港三联出版社举办的两岸四地年轻作家创作比赛，没想到竟然幸运成为获奖者，并且在今年7月这本书也将在香港书展面世了。
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使我个人内心获得非常大的成长。在今年初，我跟父亲出柜了。很多年来，我常常会做同一个恶梦，梦见我跟父亲出柜之后，他暴跳如雷，把我扫地出门，从此不认这个儿子了。还好，他没有这样，还好，他知道同性恋这一回事，只是有些观念还需要转变。虽然一开始他并不能完全接受，可是我认识自己都用了二十多年，凭什么要求他马上就可以理解和接受我呢？
一直觉得，一个人必须活得干净，并且像他自己，这样才能够活得坦然并且心安理得。跟父亲出柜之后，我心中的盔甲才真正地卸掉了。这么多年过去，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变成自己所憎恨的那种人，终于慢慢还是成为了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慢慢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独立自由的生活。
我住在香港一个靠山面海的地方，下了楼出门不远就是海边。我早上常常沿着海边晨跑，从山脚一直跑到半山腰，那里有一个华人永远坟场，香港的明星黄家驹、陈百强、新马师曾等人就葬在这里。在这里，山把生与死隔开，山的这边是坟场，山的另一边是居民住宅楼。常常，我就从山的这头跑到山的那一头去。每次跑步跑到这儿，我就在想，人生的过程其实也不过如此，生与死的距离也就是从山那头跑到这头的距离。活着的时候，住在山的那边，死后搬到山的这边。这里的“居民”有政客、富商、明星，也有平民百姓，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有老人也有孩子。人人死而平等，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面对的都是一样的结果，不同的地方在于生命的过程，一段平凡或者不凡的人生经历。每一次到山上跑完步，跟那些死去的魂灵对话，再回到生的世界，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
曾经以为，逃离了熟悉的环境，便可以获得自由。兜兜转转之后，才猛然发现：你从未失去过自由，因为没有人束缚过你，除了你自己；你也从未失去过爱的权利，因为没有人能够剥夺你内心里对某个人的爱，权利在你手上。
康永哥，我想，在是否出柜这件事情上，这是个人选择，与他人无关。这件事，不管咨询谁，被咨询的人都是会劝阻的吧。因为没有人可以替你为这个结果负责，一旦结果很坏的话。可是结果能坏到哪里去呢？出柜之后，我唯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早点出柜，这样就可以早一点享受出柜之后的红利，这个红利就是内心的坦然和自由。你担心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出柜之后，可能会经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会令他们痛苦，而你没有办法去救他们。可是，你以为他们藏在柜子里就不痛苦了吗？相比之下，出柜虽然会带来些疼痛（或许也未必会疼痛，有可能是快感呢），可是这疼痛叫人成长，你所经历的那些事情让你成为了今天的蔡康永，他们不经历这些就不会有更大成长；而藏在柜子里的痛苦却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让人懦弱，同时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没有丝毫改变。
生活值得过的地方，就在于“事在人为”，有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亲人朋友的态度；有的事情不管你怎么隐瞒逃避都不会改变，比如你的性取向。
康永哥，明天这个世界会好吗？我想，这个世界还值得我们呆下去的地方，也在于“事在人为”，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个世界一天一天往好里去，可是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个世界不只是需要一个蔡康永就够了，它需要许许多多个蔡康永。
在香港一年，我感受到最大的不同，在于这里的人，不管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很多明星、公众人物并不介意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比如创造了“同志”这个称谓的林奕华，以及张国荣、黄耀明、何韵诗、林夕、关锦鹏等等……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不说，说出来只不过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是内地公开出柜的明星却少之又少，精致利己主义的盛行，让正在享受偶像红利的他们害怕失去失去这些既得利益，因而即便被发现，也会想尽办法隐瞒。
公众人物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出柜？站在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说，要不要出柜是自己的事情，别人没有权力强迫一个人出柜。可是，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经过自己的考量，决定要出柜，也没有必要去干涉。名人出柜有没有风险，或许有一点吧，那就是有人可能因此不喜欢你，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出柜的明星，他们并没有因此失去粉丝的支持，反而获得更多人的尊敬。那些因此就不喜欢你的人，就让他不喜欢好了，反正你不出柜也一样有人会讨厌你。你又不是人民币、港币、台币，做到人人喜欢。我想更多人害怕的是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比如害怕因此被公司雪藏，被品牌商拒绝，被某些机构禁止出现在他们的活动名单上……
康永哥，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那番话，会让这些有偶像包袱的公众人物更不敢出柜，连你都那么说，他们就更乐意呆在柜子里了。如果所有的公众人物都选择这么做的话，我想可能同志的生存环境就很难有较大的改善和突破。你所说的组建家庭、领养小孩就永远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有一年我到英国去工作一个月，有一天晚上，工作结束之后，下楼打车回家。正在等出租车的时候，我看见两个魁梧的男人抱着孩子牵着一条狗，手拉手若无其事悠闲地从人群中走过。他们看起来应该是一对同性伴侣，可是周围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多看他们一眼，反倒是我少见多怪，打量了他们很久，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开视线……那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当中，念念不忘，那不就是我所渴求的生活吗？当有一天，我牵着爱人的手走在街上的时候，旁人不会因此投来异样的目光。就在去年，英国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康永哥，这些不也是你想要的吗？
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我们也许做不了乔布斯，但我们可以做自己。改变自己就是改变全世界，因为无数个我们改变了，世界就变了了。
下一次，如果再有人向你咨询要不要出柜，你可以给他分析出柜的利弊，可是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他自己好了，天要下雨他明星要出柜，不要拦着他。因为他正在犹豫的那10分钟，有可能让中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道路缩短十年。
康永哥，我不知道你在台北晚上容不容易看到星空，反正我在北京的时候因为空气的关系几乎很少看到，可是在香港，如果天气晴朗的话，一抬头就可以看见星空。
如果你有空仰望星空，你一定会有很多感触。我不管有多烦，每当仰望星空，刹那间就平静了，世间万物，生生灭灭，我们每一个生命也终将会有死亡的那一天，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不过是一段经历，在这段经历里，你是和同性恋爱，还是异性恋爱，都是不可复制、不可逆转的、独一无二的体验和感受。没有哪一种感受比另一种感受更高级，从独特性来说，体验绝大多数人不曾感受过的生命历程，不也是一种意外的获得吗？
而在这段生命当中，出不出柜其实也是不同的生命体验，不出柜的体验其实每个同志已经体验了大半生了，如果出柜是早晚的事情的话，那么在有限的生命里，这个点晚一天不如早一天。如果永远不出柜的话，那多遗憾呀，你就因此少了另一种经历。
面对满天的繁星，任何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吧。身处在宇宙的一个小小的点，我们地球只不过是极小极小的一颗而已。地球都已经如此渺小，再将个体生命放到整个宇宙里去看，那就更是微小得如同一粒尘埃了。想到这，就觉得我们经历的那些事情算什么？亿万万年之后，连地球也终将毁灭。百千年之后，谁记得住你的性取向是什么，谁又记得你是谁？如果因此被记住，那不也是我们的幸事吗？
康永哥，我是你的一个读者，一个粉丝，也是一位同志。这两天，你在《奇葩说》上讲的那段话传得到处都是。本来看完感动一场唏嘘一下也就罢了，可是后来又觉得那段视频里你说的那些话，难免有那么一点点“负面”，可能会让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出柜的人因此放弃了出柜，包括一些公众人物。因此就想和你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曾经，我也是一个很胆小的小孩，当我认识到自己是Gay的时候，几乎没有勇气面对自己。Gay这个词在英文中本来带有快乐的意思，可是我一点也不快乐。那时候觉得自己孤单极了，好像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的。
在大学的图书馆，我找了很多与同性恋有关的书来看，从白先勇的《孽子》、《寂寞的十七岁》等小说，到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王小波的《似水柔情》、到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还有康永哥那本充满了暧昧情愫的《那些男孩教我的事》。几乎有关的文学作品、学术作品都读了，甚至哪本书有某个细节是关于同性恋描写的，也会单独摘抄出来。
这些文字给了我温暖，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使我在寂寞空虚冷当中又重新活了过来。尤其是白先勇和康永哥的故事更是给了我很多正面的能量。慢慢地，我不再因为自己是gay这件事感到困扰，反而因此比别的同学更喜欢思考，在思考问题上也多了一些不同的角度。在学校的时候，写了很多文字，幸运的是，这些文字很多也都发表了。写作不仅让我在思想上变得更加独立，同时也帮助我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从大二开始，我凭借稿费已经足够可以交学费和生活费，经济的独立进而帮助我获得人格上的独立，从父母的控制当中摆脱出来。
虽然已经在心里接纳自己作为同志的这一个身份，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gay的时候，我仍然含糊其辞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那时候心里抱着这样一种想法，性取向是个人隐私，是不是gay乃个人私事，与你何干？其实，还是因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全感，以及自己内心不够强大。
和很多作为独生子的80后不同，我有一个亲弟弟和亲妹妹。分别小我三岁和六岁。大三那年暑假回家，我闲在家里无聊，收拾房间书桌的抽屉的时候，发现了几本弟弟的日记本。我有些好奇他会写些什么，忍不住翻开弟弟的日记，看着看着，我的眼泪下来了，其中有一篇日记写的是，他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翻看了我的日记，发现了我的那些疼痛和秘密，他因为我难过而感到难过，为不能替我分担这些疼痛感到难过，他说，他要让我开心，不会让我再受到伤害……原来，弟弟早就知道了我的秘密，可是他对我的爱并没有因此改变，反而比以前更能懂我、体谅我、理解我。回学校以后，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我看了他的日记，谢谢他对哥哥的理解和支持。
从那往后，我好像没有那么害怕和恐惧自己的秘密被别人发现了。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无谓的担心、害怕和烦恼都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因为我已经提前预设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当别人知道的时候，是不会理解我的。可是这个结果不过是自己想象的而已，并不是事实。其实事实上，如果你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谈得上理解。回到学校以后，我就跟宿舍最好的两个哥们儿出柜了，一直到现在，他们还仍然是我的好哥们儿。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工作，在工作之余我开始在智行基金会外展干预小组里做外展志愿者，每个星期的周末和其他的志愿者一起到同志聚集的场所去进行外展干预。对于“同性恋”这件事、这个群体，算是有了一个更深入、客观和完整的认知。而我所接触到的这个群体中一个一个鲜活的故事，比我在书里读到的文字更生动，更具象，更有血有肉。他们的怕与爱、伤与痛，他们的千疮百孔和生生不息，我都能身同感受。我遇到很多外展对象都是已经结婚的人，我听到了许多已婚同志的苦恼：他们既没有办法给妻子性福，自己也由于道德原因无法自由地去寻找自己的性福……有的人最终还是忍受不了这份痛苦，选择了跟妻子出柜、分居、离婚……
大多数的中国同志就是在这样一种鸵鸟状态中生活着。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最安全的活法，但却是最无趣的一种活法。如果提前预料到这份痛苦和结果，他们还会选择进入婚姻吗？那时候我深深觉得，如果社会大环境不改变，那么个体的境遇就不会好到哪，就不会有更多的同志选择站出来，勇敢做自己。
因为做志愿者的关系，我采访到了很多不同年龄的同志，我将他们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稿《世界已经变了》。在北京著名的同性恋据点东单公园里，我采访过一位现在已经76岁的老人叫巴黎。“我是同性恋。”这句话如果放在在六七十年前，没有人敢说出口，在那时候，同性恋是会被当成“流氓罪”逮捕判刑的。巴黎可以说是这个公园的“元老”，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历史的车轮从他身上辗过，留下一个个深刻而疼痛的疤痕和烙印。巴黎一生因为同性恋被检举揭发，三次被捕入狱，在劳改农场度过了他人生里最血气方刚的六年。
那些年，做自己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活着是多么难的事情，可是他仍然活到了今天。我去过巴黎在西单的家，那是北京某个胡同里一个很老的四合院，巴黎住在其中一间，简陋狭小而阴暗。他本来有很好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可是因为是同性恋而背负流氓的罪名，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有那么一瞬间，看到房间墙上挂着的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我恍惚了，仿佛看到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巴黎，刚刚洗完了澡，哼着小曲儿，门帘一撩，上公园去了。
白大爷和巴黎是一个时代的人，互相认识也很多年了，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他的一辈子都生活在柜子当中，柜子，成为了他保护自我的一个避难所，成为他应付那个可怕时代的一个坚硬的躯壳。
那个年代，白大爷这样的柜中人远远多过巴黎。同性恋者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变得更多，或变得更少。无数个白大爷其实就深藏在柜子当中，他们有妻子、有孩子，可是也偶尔和别的男人偷偷腥。他们在生活的夹缝当中腾转挪移，使尽浑身解数不让自己的性取向被发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大时代的小环境里获得生存的空间，否则，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和巴黎一样的命运。
当我从巴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我想，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始了。这不再是时代巨变的前夜，这是时代巨变的早晨，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网络的出现，对同志的交友和自我认同，以及同性恋的社会能见度起到了巨大作用，为这个时代的巨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光子是我采访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公务员，他经历了互联网发展整个历程，他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也慢慢从早期的QQ，到普通的男女交友聊天室，到专门的同性恋网站。到今天，我身边的年轻人，手机里都装上了各种各样的交友软件，什么Jack'd，Blued，Zank等等。年轻人，不再去公园这样的地方了，一打开手机软件，就可以查看到方圆多少公里内有多少同志，而且还有照片、有资料。最早的时候，光子在普通的男女聊天室里一说要找同性朋友，马上就会遭到攻击和漫骂，现在，“基情”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新媒体中常见的词汇。你要在一个普通的群里或朋友圈说自己是“Gay”，还有可能会收获一大片点赞。
当然，你也可以说，在今天即便同性恋的能见度和社会宽容度已经很高，但依然有歧视的存在。可是有时候，我们往往把歧视夸大了，自己把自己给吓住了。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变得不一样了，至少已经不会有人因为同性恋而被判刑，不会因为这个身份而失去自由。
“如果每一个同性恋者都隐藏自己的性取向，都找一个异性来结婚，那同性恋这个群体从长远来讲不会得到任何的进步。”我的朋友超如是说。当时他刚从新西兰回到北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出柜这件事情上，超的看法也和很多中国大陆的同志不一样。他是在2006年跟家人出柜的，他们似乎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因为他在这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铺垫。比如，他在国外的时候，每次打电话都会提到他男友，会讲一些他对人生的看法、对生活的理解。慢慢地，他的家人或多或少地理解了他。母亲说，只要开心，就算他跟男友过一辈子，也没有关系。
事实上，超并不那么在乎家人或亲戚朋友的态度。他说，你要知道自己的幸福最重要，别人理不理解你是他们的问题，别让这种无关紧要的因素影响你的人生，因为你在活自己的人生。你回家的话，人家说那么一两句就无所谓了，但是你就为此改变你的整个人生，那就太草率了。
从超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立精神。他不太赞成男女同性恋结成的“形式婚姻”，因为形婚并没有改进同志的生存环境，反过来可能会让更多人选择做鸵鸟，折服于现实世界的已有定律；这样做从长远来说，同志社群不会得到任何的进步，也不会得到任何的认可。不要轻易地屈服于现实世界的一些条条框框，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你要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谁的态度都不重要，父母跟亲人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曾经我也就要不要出柜这件事征求过弟弟和妹妹的意见，他们也都劝我不要说，而我自己也一直在选择拖延和逃避。2014年，当有机会离开北京去香港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迟疑，通过“优才计划”来到香港工作和生活。
到了香港以后，仿佛连呼吸的空气都是自由的了。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包容、多元、独立。这里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我不认识一个人，也不必在乎谁会知道我的性取向，心里面确确实实是一点顾虑和顾忌都没有了。
一个人最大的成长是内心的成长。在香港生活一年多，我收获最大的是个人内心的独立和成长。我将之前在北京写的《世界已经变了》这本书稿投给了香港三联出版社举办的两岸四地年轻作家创作比赛，没想到竟然幸运成为获奖者，并且在今年7月这本书也将在香港书展面世了。
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使我个人内心获得非常大的成长。在今年初，我跟父亲出柜了。很多年来，我常常会做同一个恶梦，梦见我跟父亲出柜之后，他暴跳如雷，把我扫地出门，从此不认这个儿子了。还好，他没有这样，还好，他知道同性恋这一回事，只是有些观念还需要转变。虽然一开始他并不能完全接受，可是我认识自己都用了二十多年，凭什么要求他马上就可以理解和接受我呢？
一直觉得，一个人必须活得干净，并且像他自己，这样才能够活得坦然并且心安理得。跟父亲出柜之后，我心中的盔甲才真正地卸掉了。这么多年过去，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变成自己所憎恨的那种人，终于慢慢还是成为了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慢慢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独立自由的生活。
我住在香港一个靠山面海的地方，下了楼出门不远就是海边。我早上常常沿着海边晨跑，从山脚一直跑到半山腰，那里有一个华人永远坟场，香港的明星黄家驹、陈百强、新马师曾等人就葬在这里。在这里，山把生与死隔开，山的这边是坟场，山的另一边是居民住宅楼。常常，我就从山的这头跑到山的那一头去。每次跑步跑到这儿，我就在想，人生的过程其实也不过如此，生与死的距离也就是从山那头跑到这头的距离。活着的时候，住在山的那边，死后搬到山的这边。这里的“居民”有政客、富商、明星，也有平民百姓，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有老人也有孩子。人人死而平等，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面对的都是一样的结果，不同的地方在于生命的过程，一段平凡或者不凡的人生经历。每一次到山上跑完步，跟那些死去的魂灵对话，再回到生的世界，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
曾经以为，逃离了熟悉的环境，便可以获得自由。兜兜转转之后，才猛然发现：你从未失去过自由，因为没有人束缚过你，除了你自己；你也从未失去过爱的权利，因为没有人能够剥夺你内心里对某个人的爱，权利在你手上。
康永哥，我想，在是否出柜这件事情上，这是个人选择，与他人无关。这件事，不管咨询谁，被咨询的人都是会劝阻的吧。因为没有人可以替你为这个结果负责，一旦结果很坏的话。可是结果能坏到哪里去呢？出柜之后，我唯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早点出柜，这样就可以早一点享受出柜之后的红利，这个红利就是内心的坦然和自由。你担心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出柜之后，可能会经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会令他们痛苦，而你没有办法去救他们。可是，你以为他们藏在柜子里就不痛苦了吗？相比之下，出柜虽然会带来些疼痛（或许也未必会疼痛，有可能是快感呢），可是这疼痛叫人成长，你所经历的那些事情让你成为了今天的蔡康永，他们不经历这些就不会有更大成长；而藏在柜子里的痛苦却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让人懦弱，同时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没有丝毫改变。
生活值得过的地方，就在于“事在人为”，有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亲人朋友的态度；有的事情不管你怎么隐瞒逃避都不会改变，比如你的性取向。
康永哥，明天这个世界会好吗？我想，这个世界还值得我们呆下去的地方，也在于“事在人为”，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个世界一天一天往好里去，可是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个世界不只是需要一个蔡康永就够了，它需要许许多多个蔡康永。
在香港一年，我感受到最大的不同，在于这里的人，不管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很多明星、公众人物并不介意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比如创造了“同志”这个称谓的林奕华，以及张国荣、黄耀明、何韵诗、林夕、关锦鹏等等……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不说，说出来只不过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是内地公开出柜的明星却少之又少，精致利己主义的盛行，让正在享受偶像红利的他们害怕失去失去这些既得利益，因而即便被发现，也会想尽办法隐瞒。
公众人物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出柜？站在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说，要不要出柜是自己的事情，别人没有权力强迫一个人出柜。可是，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经过自己的考量，决定要出柜，也没有必要去干涉。名人出柜有没有风险，或许有一点吧，那就是有人可能因此不喜欢你，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出柜的明星，他们并没有因此失去粉丝的支持，反而获得更多人的尊敬。那些因此就不喜欢你的人，就让他不喜欢好了，反正你不出柜也一样有人会讨厌你。你又不是人民币、港币、台币，做到人人喜欢。我想更多人害怕的是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比如害怕因此被公司雪藏，被品牌商拒绝，被某些机构禁止出现在他们的活动名单上……
康永哥，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那番话，会让这些有偶像包袱的公众人物更不敢出柜，连你都那么说，他们就更乐意呆在柜子里了。如果所有的公众人物都选择这么做的话，我想可能同志的生存环境就很难有较大的改善和突破。你所说的组建家庭、领养小孩就永远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有一年我到英国去工作一个月，有一天晚上，工作结束之后，下楼打车回家。正在等出租车的时候，我看见两个魁梧的男人抱着孩子牵着一条狗，手拉手若无其事悠闲地从人群中走过。他们看起来应该是一对同性伴侣，可是周围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多看他们一眼，反倒是我少见多怪，打量了他们很久，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开视线……那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当中，念念不忘，那不就是我所渴求的生活吗？当有一天，我牵着爱人的手走在街上的时候，旁人不会因此投来异样的目光。就在去年，英国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康永哥，这些不也是你想要的吗？
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我们也许做不了乔布斯，但我们可以做自己。改变自己就是改变全世界，因为无数个我们改变了，世界就变了了。
下一次，如果再有人向你咨询要不要出柜，你可以给他分析出柜的利弊，可是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他自己好了，天要下雨他明星要出柜，不要拦着他。因为他正在犹豫的那10分钟，有可能让中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道路缩短十年。
康永哥，我不知道你在台北晚上容不容易看到星空，反正我在北京的时候因为空气的关系几乎很少看到，可是在香港，如果天气晴朗的话，一抬头就可以看见星空。
如果你有空仰望星空，你一定会有很多感触。我不管有多烦，每当仰望星空，刹那间就平静了，世间万物，生生灭灭，我们每一个生命也终将会有死亡的那一天，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不过是一段经历，在这段经历里，你是和同性恋爱，还是异性恋爱，都是不可复制、不可逆转的、独一无二的体验和感受。没有哪一种感受比另一种感受更高级，从独特性来说，体验绝大多数人不曾感受过的生命历程，不也是一种意外的获得吗？
而在这段生命当中，出不出柜其实也是不同的生命体验，不出柜的体验其实每个同志已经体验了大半生了，如果出柜是早晚的事情的话，那么在有限的生命里，这个点晚一天不如早一天。如果永远不出柜的话，那多遗憾呀，你就因此少了另一种经历。
面对满天的繁星，任何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吧。身处在宇宙的一个小小的点，我们地球只不过是极小极小的一颗而已。地球都已经如此渺小，再将个体生命放到整个宇宙里去看，那就更是微小得如同一粒尘埃了。想到这，就觉得我们经历的那些事情算什么？亿万万年之后，连地球也终将毁灭。百千年之后，谁记得住你的性取向是什么，谁又记得你是谁？如果因此被记住，那不也是我们的幸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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