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自己和接受自己是两回事。从幼儿园起，我就知道我喜欢男孩。虽然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特别是在土耳其这样的非常异性恋的社会里，但你能感受到。另一方面，我并没有接受自己，直到多年后上大学时，我才在戏剧课的舞台上向三四十个人公布自己的性取向。我在班上所有的朋友一个个走过来亲吻我，祝贺我。不过即使在那时，我也没有完全出柜，因为我还没有告诉妈妈。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一直想让我成为真正的男子汉，成为土耳其的军人。但是我走路和说话的方式都不太像男孩。小学时我被殴打欺负，妈妈就带我去学空手道。后来，她逼我去上军校高中，但是在入学考试时，我像选彩票号码那样胡乱填写答案，暗中毁了整个考试。

这让我很有压力，因为我知道自己内心某种不同的东西是她永远都接受不了的。我记得小时候她对同性恋有过很难听的评价，那些话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当时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敢对她说出实情。

在大学里出柜以后，我开始写博士论文，是关于那些有同性恋、双性恋或变性孩子的土耳其父母的经历。我最后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互助团体。但是随着这个团体的壮大，我感觉自己像个伪君子。因为我自己的妈妈还蒙在鼓里。

有一个周六，下着雨，我本来打算那个周末剩下的时间在我男朋友塔尔坎(Tarkan)的家里度过（到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17年了）。当时我妈妈以为他只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也是她的牙医。那天我动身去他家前，妈妈坚持要我陪她在附近的酒吧喝一杯。我想脱开身，但是她显然有话要说。喝了几杯啤酒之后，她开始问问题。

“为什么你每个周末都去塔尔坎家？”

“呃，因为我喜欢和他在一起，”我说。

“为什么只和他在一起？”

“呃，我很爱他。”

“是哪种爱？”她问。

“妈妈，”我对她说，“如果你无法承受问题的答案，就不要问问题。”

她在酒吧里就哭了起来。我把她送回家，努力解释我的性取向，举了一些学术方面的例子，讲了一些很有科学依据的东西。但是，当一个人处在震惊中的时候，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我无计可施。她越哭越厉害，整晚不停地哭，哭了好几周。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抗拒。她不看我的眼睛，也不跟我说话。我们像住在一个房子里的两个陌生人。自然，她也是不会再去找这个牙医。

我继续在父母互助团工作。一开始，那里大多是母亲，我开始称她们为“妈妈们”。我能看出来，这让我妈妈有点嫉妒。她完全不理我，我有很多时间都是和这些我称为妈妈们的女人一起度过的。

妈妈连续几周没跟我说话。然后有一天晚上，她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我和妈妈们在喝酒。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脆弱，不知为何我感觉她想要做点什么，比如跟其中一位妈妈聊聊。所以我把电话递给了塞玛(Sema)，她儿子是个年轻的土耳其同性恋。

塞玛接过电话，走到餐厅的角落里。对我来说，那几分钟像几个小时一样难熬。我不知道她们谈了多久。塞玛回来时在哭，我妈妈在电话的另一端哭，但是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说服了我妈妈下周一起喝咖啡。

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慢慢看到她的改变，我曾经帮助过的那些人在帮助她。当她听到其他父母的故事时，她意识到不是只有她一个人遇到了这种情况。

有些事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比如，她没有马上去塔尔坎那里看牙。但是情况好了很多，2011年，我们甚至带着她去罗马参加欧洲骄傲游行(EuroPride)。当时她75岁左右，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谈论这些事情，但她知道自己很爱儿子。

如今，时隔四年，她病了，几乎不能走动。现在时常想起她在罗马的样子。当时，她竟然爬到一辆双层巴士的顶层，在游行队伍中前进。她微笑着，像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那样向人群挥手。我和塔尔坎走在下方的马路上，抬头看着她。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