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回家本不在计划之中，只是突然接到好友母亲过世的消息，便临时决定回家送阿姨一程。一来是因为跟这位朋友相识10年，同窗、共事到后来的各奔前程，一路上脾性相投，无话不聊，有幸成挚交；二来是朋友单亲独子，毕业后一路走来，实有不易，回家也是希望多少能力所及得帮助些什么；三来是曾经多次往来长安，常在阿姨家留宿混吃等喝，自从几年前在成都见过她之后，也再末谋面，多少心头有些遗憾。

城市里的殡葬早已有一套成熟地商业模式。不同的是，在乡村，这类白事，一般默认的主事人是村长，而在城市，从逝者后事的初期打理到最后的火化归安，都是商业化的理事人。事实上，与其他商业活动无异。当然，也正是这样一整套的商业流水业务线，朋友也得以省去很多麻烦。

家里简设一处敬香的灵堂，在既有的规矩里，守灵是一个必要又必须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工作，便是守灵前的那一炉香，在正式殡葬前“不断香火”。当然，相比乡村，仪式已是简易很多，至少不会有那种一直“吵闹”三天两夜的白事乐队，也不会有刻意而为的“披红”之类的道理。这也就可以让逝者足够安静地离开，生者也多少得以喘息。

即便前一天，我反复问朋友是否已经把第二天殡葬事宜和人员安排落实，是否心中有数，我们相互之间也多次确认。第二天的殡葬路上还是多少有些慌乱。早上6：30，我赶往朋友家准备送葬事宜，原本依风俗规矩，下楼前不能灭的奠烛灭了；原本要系在送葬车上的红绳没系上；摔盆落地不能碰倒的奠烛还是倒了；因为疫情，殡仪馆要求佩带口罩也发现没带；由于骨灰盒入殓前不能落地，所以朋友车上车下得一直抱着，不知何时，那盒子前方该有的遗照没了......等等一切琐碎之事总是让人不知所措。

早9：40，殡仪馆的一处大厅里哀乐响起，熟悉又陌生。是的，这场仪式是朋友母亲的最后留别，我无泪，心底也未曾有大哀，就像一年前我送走爷爷一样，平静、陌生甚至有一丝冷漠。无论如何，没有我认知里的应该痛苦、应该有泪，甚至应该歇斯底里。这并不是我冷血，也不是我不懂、更不感人间温情，就像一年前我回到家，跪在爷爷遗像前的第一话：爷爷，你平静体面又不失尊严地走，我也平静安宁地送你一程。我曾无数次地在心里构想过亲人离开时，我的状态与感知会是什么。唯独在我构想自己母亲离开时，我似乎无法平和内心情感的冲击，每次想，每次都如同事已发生般痛苦和无助。于是，在朋友最后向所有人致词时，听到“妈，你养了我，也在有生余年帮我把孩子带大”时，我的眼泪就像是多米诺骨牌里的第一张牌被推倒。朋友未哭，我哭了，我想起母亲。

谈论死亡

死亡这个话题有人避之不及企求长生，有人视若珍宝意图探求活的意义。我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没有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勇猛，也没有那种访山造水、求神问药，以企长寿的执著。某种程度上，有点虚无——始终觉得，如果下一秒，突然死了，好像也挺好，在那一瞬间，也顾不起有何遗憾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若是你问，是否想过自己将来如何死去？我会告诉你，睡过去就好。在什么地方无妨，身边是否有人也无妨。不过最好是我一个人，足够平静，足够安宁，是痛死、病死、老死，也无妨，只是有一点执著，无论是何状态，我能保有最后一点气力，调整自己平静下来，然后离开。我来这人世的时候，是不可选的，于是顺势“哇”地一声，有点聒噪地落地了。那我去的时候，毕竟生而为人一场，总归是有了选择的能力，那就还是免了那点聒噪吧，也不必有仪式。

跟朋友一起送走阿姨后，与另一位朋友吃饭。饭间，谈起死亡这件事儿，朋友立即制止了我的谈话。那种反应就像是一个对毛毛虫有恐惧症的人，突然看到一只硕大的毛虫，就差惊跳起来了。出于尊重，我立即闭嘴。留下好奇和惊讶在心里发酵。他最后说了一句：太悲伤...... 其实，在我看成来，无论是何种死亡，面对一场结束，我总会用稍带虚无的眼光去看，将这场离别视为一次命运里该有的安排，安静地离开，平静地送行，会是更长情的方式。所以，又何以忌诲呢。

与这位朋友不同，母亲在我跟前从不忌诲谈论死亡，以及她对死亡形式的构想。所以，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上，不能说我未曾受到过母亲的影响。她玩笑着告诉我，如果她垂垂老矣，久病卧榻，不可自理维生，她一定提早准备些药，选择离开。然后是，略带神秘地跟说，她所认识的谁谁谁，便是用一剂针送走了自己”受苦“的老父亲。其实，就是安乐死，只是她不知这么个学名，但她又接受这种方式。这点让我有些惊讶。对于一个一辈子没怎么走出过小镇的农人，她太明白如何向生活（准确地说是生存）低头。可她仍始终诉求着一种生而为人的尊严，因为在她看来，当一个人不能自理生活时，凡事都不得不依赖他人来完成时，她便失去了生的意义。我称这为人的尊严，维护自己体面的能力。用母亲的话讲：是那样活着，没了一点价值。

年近30，用古时的算法，这个年纪还得往前推，那么，我如今可能都已是三十有二了。放在那个年代，估计要么是还在跻破头考取功名的路上，要么是干了点什么手艺营生，颐养父母了。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深深刻在人们意识里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每次回家，无论因由如何，母亲也会轻巧地把话题引到婚姻上。这次也不例外，聊着聊着，她便问起了我跟此前女孩的情况，然后我如实相告。而且用了她基本能够准确理解的词（没对上眼儿）去描述一个结果，以让她明白，我们各走各路，没大可能，而我也再遇机缘吧。

即便如此，母亲哪肯善休。如我此前所料，她老人家自从知道了这个消息，便是在家里逢人便说。其实背后是她的焦虑和遗憾。为了缓解这种情绪，我将话题引向了她与父亲的婚姻。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想去探知和还原的一件事。父母亲的婚姻，依旧是标准的媒灼之言，没有太大的波澜，也没有所谓爱情，两人便顺应着一种人为的，同时又夹杂着命运的排定，走进同一个屋檐，同室操劳，撑起一个大家和一个小家。

用现在我们的观点来看，如果是自由发展的话，父亲与母亲是绝无可能走到一起的两类人，一个性格开朗，灵活而敏锐；一个寡言少语，倔强又内敛。像大多数的中国男性一样，无论是对伴侣还是对子女，父亲从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说成是爱，他总是默默地，甚至有时不懂回应，却一味执拗地按照自已的认知去与生活共处。所以，跟父亲相处，无论是我还是母亲，实际上是需要尽可能地伸展自己的触角，去捕捉和感知他内心里，那含蓄、有时甚至隐微地情感流露与表达。

如果把自己剥离出来，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待父亲，他一定是一个值得去包容与被爱的人。但是，却总是不可避免地会让与他共同生活的人，感到辛苦。因为无论谁，都需要在生活是感受到爱与被爱，哪怕是”偶尔“，因为人总是要有被感情湿润的时刻，要不，生活就会让人感到辛苦与难熬，这是在精神上的一种折磨。试想，如果你的骨骼关节之间，没有了那点用来润滑的润滑液时，你走起路来会怎样呢。

用这种方式，我试图让母亲理解，我此前所面对的女孩的情感状态。同时，我也告诉母亲自己此前的状态。我讲，我曾想过用一种像她们当年进入婚姻的方式来完成婚姻。可我终是无法说服自己，去完成一场没有情感基础婚姻。对女孩不公平，对我而言，会可预见的如同母亲一样，承载本不该有的、精神上的辛苦。如果是这样，那又何必要婚姻这种形式呢。谈到这儿，跟母亲继续去探知，她如今面对父亲的情感，她讲：我们老了，你可以对我不好，但对你爸不好，绝对不行！之后，便不用多作解释。接着，她的又一句话惊讶了我，母亲说：你爸日后不能再受挫折了。我一时间不理解母亲话里的”挫折“是指什么。在我的认识里，父亲的耐性不亚于一个精通手艺的工匠，而他经历的生活打磨是与母亲相联的，不至于像母亲所讲的那样”脆弱“。在我的追问下，母亲解释，比如，你的婚姻。

因此，生存的苦，自然不是母亲口中”挫折“的指向。很快母亲的这一判断就被得到了印证。第二天的饭桌上，母亲再一次提起关于我与女孩的事情，这种焦虑也再一次传染给我。即便是在一种理解的状态，我也没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提高了音量，略有愠怒地摆出了争辩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沉默换来了父亲的发声。我也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在这件”人生大事“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与想要表达的声音。

父亲实在是不擅沟通的爸爸，他的情感极致收敛。要知道，每次我打电话回去，或是视频到他手机上，他都会”紧张“地把电话扔给母亲，甚至是能避免接到便避免。实在无法避免，他总是不去主动坦露自己的想法，只是叮嘱在外照顾好自己，身体第一位，别操心家里等等。这倒不是父亲不乐意接听我的电话，而是像一个不长于社交的人，在面对他未曾预知事情的时刻，脑子里只有了慌乱和不知所措。在与我的言语交锋中，当听到我讲，若是没感情基础，不结婚也不是不可以。父亲立即应道：婚姻肯定是要有的！情绪明显少有地激动了一下。我猜，这是因为之前同母亲透露过我的婚姻观，而当这样的观点传递到父亲那儿时，无疑冲击了他那固有观念的神经。我再一次明白和理解母亲那句”父亲不能再受挫折“的话，它意味着：对于一个执拗的人来说，钻牛角是常有的事，而他们也往往会因为一时冲击而被推极端。所幸，父亲母亲都还是理性的，听得进我理性的逻辑，也容得下我所坚持的态度，其码始终留有这样一个共识：我的婚姻，终是我说了算。

我不排斥婚姻，但走进它至少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状态，这才会有后来的松弛与融洽的可能。毕竟，我又不是要搞政治婚姻或是一场经济联盟。我们彼此的目的也很单纯，不是吗。

当要离家返程时，母亲和外婆送我，外婆那在抖动的嘴唇，母亲脸上那稍稍抽动的肌肉，还有小外甥女在车载音箱里无意放出的《父亲》，这些都好像在向我传递着一个信息：是时候要认真地考虑离京返回长安城了。当我听到音箱里那句：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淌了下来....... 再问：我是你的骄傲吗？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敢开口问过父亲或是母亲，因为可能我心里有答案,可从不敢去确证。对，是因为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