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筹划一场出国旅行。在核算过费用之后，过境香港虽说不是最便捷，但确实是最便宜的出行  。索性邀约到了嘉兴籍的同窗赴港，在上周前嘱托办好通行证。事情进展的很顺利，笔者的第三国签证和通行证都已办好。昨日和同窗沟通询问进度，她说嘉兴要随团出行香港，事情太麻烦，想想还是算了吧。这时才突然意识到G和L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城市差别的现实性。

     事情很简单，历史也很坦然。我们传统和现实是，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这里说的名，或是先赋，或是自致，也或者是二者的混合体。仔细想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时空二维里不断转换成各种形态，把中国人和土地和世代生活绑牢，少有能人跳脱。

按照我国的城市划分办法，我国的城市可以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城镇）既普通意义上的一二三线城市。而总体而言，地域形态又可分为城镇和乡村。在我国，衡量城乡比率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判别，在我国，城市化比率接近50%。去除数据水分，这样的数字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生活时代？

      实际情况是以北上广为首的特大城市承载了城市化比率中的绝大多数人口，一方面中小城市面临“空城”危机，另一方面以户籍制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又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2015年户籍制度改革，严格控制大型城市，适当放开中小城市。办法实施以来收效几何还是未知之数。

      当我们看户籍问题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出身决定福利，福利影响出身。是否类似古时候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当邓爷爷决定开放沿海城市，以点带面的时候，资本的逐利性就预示这绝大多数的资源讲流入几个主要城市。资源的有效性和稀缺性推动且吸引着人口向主要城市流动。这样以来，就容易形成大城市城市病突出，小城市城市发展动力不足。在法律和人权意义上讲，人人平等是必然，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北京人和一个河北人，一个上海人和一个嘉兴人在资源获取容易度，晋升渠道便捷度上不可否认存在差异。这种累积性不平等极大地缩减了社会张力，造成社会断裂。

      我国的人口基数和近代历史为户籍制度提供现实需要。只不过在市场经济刺激下，社会活动的主体早已经细化成个人。当今时代已经很少需要高效的政治动员机制。所以说户籍制度在当代所肩负着的职责多是资源分配问题。自由一直都是建立在平等之上。国家已经逐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不仅仅在于握紧和放松的问题，合理的人口流动和分布才是改革方向重点。而这就要求加大对中小城市资源的分配与供给，以中小城市一方面吸纳农村人口，另一方面承接特大城市人口转移。希望有一天，我们是以方言和风俗来划分你是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薄薄的户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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