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家，一个叫自己家，另一个叫外婆家。

我称之为自己家的地方在一座戈壁滩上的小镇，小镇长长的一条街，从光秃秃的山这边延伸到山那边。镇上几万人口每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做爱、生子、退休、死亡。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所有人的生死轮回，就像你对面院子前脚办完喜事，又马不停蹄地办着丧事。

不大的镇子被各种各样的单位工厂填满，铁路、水泥厂、化工厂、医院、学校、政府、电厂……那些住在这里的人都会被莫名其妙的被锁进一个叫“单位”的编制里，然后就是寡淡过下去的一辈子。不过，总会有些人是漏网之鱼，比如理发师，厨师以及在暧昧暖红色灯光下的性工作者，即便小镇上的所有人无不依赖他们的服务，但单位上的人对他们的评价似乎只是三个字“：不正经”。

 “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跟他们一样！”这句鞭策我的话，到现在依然没忘掉。

很不幸，我家楼下阿姨的女儿，曾经就是大人们眼中没工作不正经的人。她有个经常想离婚却总是不敢离婚的妈妈，时而上楼向我妈妈哭诉，问一些莫名其妙而且从来不避讳未成年人的重口味问题，比如她思考了好几个月如何剪掉她花心老公的命根子而不至于违法。而阿姨形容自家女儿，除了笨，就是不省心。她怀疑她女儿早恋，逃课，偷看女儿的日记，跟踪每一个和女儿走在一起的男生。忽然有一天，我在写作业时候听见楼下大吵大闹，然后阿姨哭着跑上来说她不争气的女儿离家出走了。后来，邻居街坊动员警察，学校，但姐姐始终没有找回来。

我不知道姐姐的离开有没有我的原因，因为前一天放学撞见她和一个长着络腮胡的高中男生接吻。对那时的我而言，长胡子和接吻，都是人世间最可怕的事情，我仿佛还记得初中时后座男生的黄色玩笑，而我总是在课余时间不停地拔忽然就冒出来的黑色胡须。

很多年后，大概是我高中，楼下的姐姐回来了，短发，拖鞋，背着一个很大的吉他，走起路来蹦蹦跳跳，楼道里碰见的时候总是笑着让我进来听她唱一首歌。我羞涩的摇摇头，因为我妈告诉我，她是不正经的女人。

当一个异类闯入一个平庸小镇的日常，结局无非是两种，请离开，或者甘于平庸。姐姐最后的选择，是找了一个有单位的当地人，结婚，生子。我去年见到她，实在想象不到她曾经是给我崔健磁带的那个女孩了。

小镇另一个奇怪的地方在于，一些单位有一些高大上的别称，所有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忘记单位原来是什么名字了。比如我家旁边是镇上唯一的医院，叫做北京医院，据说医院是北京人开的；街道尽头是“乌鸦电厂”，镇上的人说电厂上海江浙人多，他们说起话来跟乌鸦叫一样听不懂。

我时常想不通北京上海人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做什么，也不相信荒蛮小镇上海北京人的存在，直到初中时我当了班长，收了全班同学的户口本，翻看每个人的户口信息，大多数籍贯都来自我只听说过地名的四面八方，而家在医院的那个女孩，籍贯一栏上赫然上写着：北京！看完后心里一怵，原来真有北京上海人。后来想想也应该是，北京女生果然长得比其他地方的要漂亮些。

 “所以你要离开，再也不要回来！”母亲说。

在我上大学以前的时间里，母亲和班主任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好好考试，离开这里。尤其是戈壁滩上刮了一场大风，落下了一场沙，母亲扫着被黄土积了一层的桌子，骂着这里的鬼天气，骂着外婆干嘛从天津搬到西北来。我安心地在床上睡觉，因为只有沙尘天气学校才会放假。但凡沙尘便放假的惯例，来自敏感的教育局，据说是很多年以前，一场沙尘暴刮跑了几个学生，后来人们找到这些学生，就变成水沟里硬邦邦冰冷冷的尸体，人们猜测孩子们是被刮到水沟里的。

所幸后来我去了一个离家很远、坐火车要三天才能到达的南方城市上学。而跟我一样考出来的学生，数目也有不少，但后来他们很多又莫名其妙回家了。就像忽然某一天看见许久未联系的同学在空间晒起了婚纱照，那些曾经骨瘦如柴的中学哥们变成了大腹便便的大叔。我明白他们回去的原因——回到家进入体制内的生活，远比在外打拼来得安逸。

而在上大学以前，我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外婆家，那是离戈壁小镇三百多公里的省城，一个被称作邮电大楼的地方，过马路走进一座深到迄今我没有走到尽头的大院子，密密麻麻的四五层苏式老旧楼房，逼仄的空间里乱七八糟的电线像蛛网密密麻麻，视线穿过那层电线，永远灰色的天空里不时飞过黑色的鸟儿，又不知它们飞向哪里。

我当年对于好人的定义，是可以让我睡懒觉不写作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人。很显然外婆就是好人，这也是我小时候觉得外婆家远比自己家好的原因。

而外婆唯一奇怪的事情，就是每天她都会去看天津新闻，那座离这里遥远的华北城市，时常被外婆挂在嘴边：天津的天空可是蓝蓝的，天津的早餐是煎饼果子，可比兰州的牛肉面好吃多了……

我慢慢明白，每个人似乎都不止一个家，外婆也不例外。天津，是她另外一个家。而她为什么最后落到兰州，也是在我大学以后从外婆嘴里那些变成记忆碎片的传说、家族成员的口述里慢慢复原这样一段人生。这样一个故事，必须要从离我很远的解放战争说起。

据说外婆的爸爸曾经是天津的商业买办，放在今日或许也够得着土豪阶层，做的生意，就是把西部的土特产品运输到天津去买卖。后来共产党军队打了进来，兰州城解放，他很预见性的料到这门生意肯定以后做不下去，于是就在兰州城了扎根下来。外婆就随着父亲到了兰州，高中毕业后到了邮局，成了一名分拣员，跟文革中死去的姥爷结婚，有了我妈，有了我。

跟外婆关系好的有两个老太太，一个我称作王奶奶，还有一个是陈奶奶。我想她们比较相通的地方，都是在遥远的海边城市有另外一个家。王奶奶是上海来的，而陈奶奶那口不地道的普通话，是离开广州才学会的。女人是种很奇妙的动物，比如永远是娱乐八卦的传播前沿，即使身为奶奶级人物也依然如此。三个老奶奶在一起说着这个邮局大院里别人家的八卦，而外婆也常常说起陈奶奶和王奶奶的过去。

 “你王奶奶她们家可是原来上海开金店的，可是个千金大小姐，没想到还是跟上海人一样抠，我的报纸可前几天被她拿走了。”

 “陈奶奶前几天去超市排一块钱一斤的鸡蛋，排了两个多小时，广州人就是抠门。”

有些闲言碎语说着说着就成了事实，外婆关于两位奶奶抠门的吐槽不知被院子里哪位奶奶记住了，也不知是谁把话说到王奶奶和陈奶奶的耳朵里，后来，两位奶奶很少找外婆聊天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逃难，什么是知青，什么是三线建设。只知道是，陈奶奶和王奶奶或许跟外婆一样，在上海和广州有另外一个家，有看似更好的生活。只不过，不知道她们为何不回去。

 “老了，回不去了！”惘然叹一口气，这是姥姥对我的回答。回家，是姥姥再给自己策划的一场旅行，从来没实现过的旅行。

姥姥也在用一生策划一场属于她的葬礼，墓地在哪里，墓碑刻什么，遗产怎么分配。葬礼并非像回家一样遥不可及，是在劫难逃的宿命。

     我得知姥姥去世的消息时，恰好在成都。匆匆回去，忍住眼泪，参加这场早已安排却很突然的葬礼。回家，火花，葬礼，入土，节哀，离开，从汽车的后视镜里望见墓碑越来越小，消失在一片满是肃穆的黄土高原。这里密密麻麻全是坟茔，那些墓碑上刻着籍贯，姓名，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却最后将在自己的死亡安排在这片荒凉的不毛山谷。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不会预料到，时代洪流里的青春冲动，注定了他们回不去的故乡和无法逆转的人生。

在戈壁荒漠上延伸的兰新铁路，带着他们来到这里。

 “你知道坐在火车上最怕的是什么吗？是你孑孓一人踏上异乡，却搬不动所有行李从异乡回到故乡。”林叔叔说。

 “你知道我们刚来的时候是怎样的火车吗？你都没见过的最老的绿皮火车，没有厕所，尿急了就脱了裤子对着车厢窗户朝外尿。那时火车可真慢啊，五天！就看着窗外葱郁的绿色变成焦土的黄色，晚上越来越冷，白天太阳越来越烈，刚开始满车厢的小伙子都还兴奋，看见戈壁总有种冲动想把这里变成万亩良田。后来啊，我听到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就失眠了。”林叔叔说。

让我相信林叔叔来自上海的，是他一手绝活红烧肉，他的脸庞晒得比当地人还黝黑，见面的时候一脸胡渣来蹭我，胡渣又刺又痒，口气里总是一股股浓臭的酒味。

林叔叔说，他才是地地道道的知青。绿皮火车拉来一批批从遥远地方来的年轻人，他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我长大的这个戈壁小镇，就是被许多许多绿皮火车拉来的。

 “后来呢？”我问。

 “有些人回去了，但大部分留在了这里，变成了你身边的叔叔阿姨啊！”林叔叔说。

 “林叔叔你怎么不回去？”

叔叔说，等你长大就会明白。

我总是想当然的以为，只要沿着这条铁轨一直走下去，总会到达世界的任何角落，却不知道他们为何回不去。而家，似乎每个人都有两个，一个叫现在，一个叫过去。

我翻开历史书，关于三线建设、知青的几行文字，寡淡如水，仿佛只是无关痛痒的过去，却在此刻脑海里浮现起许多年轻的面孔，他们坐着最老式的绿皮火车，他们经历过希望也看到了绝望，然后知天命般的将余生耕耘在这里。回去，还是不回去，不管如何，他们把这片荒漠戈壁硬生生熬成了家，养儿育女，喝酒划拳，他们就像戈壁上其他人一样生活，只是不经意间说起几句温柔的家乡话，做出一桌温暖的家乡菜，再添一点小酒就勾起了以往的故事。

故乡和青春一样，都成了回不去的家。历史的春秋笔法无情冰冷，几行文字里蕴含着千千万万的个体，他们有血有肉的人生就因为几句话就此改变。

这是许多西北城镇在上世纪经历的故事，这些城镇点缀在你想象不到的荒漠戈壁的最深处。这里的人们他们因为来自天南海北而消磨去了方言，他们将不可能的荒原变成奇迹之绿洲，他们也把青春葬在这里，无人知晓，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