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依恋班的陈同学，把她在心理大会的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分享给我。

短短10分钟的演讲，施琪嘉谈了他在神经科的无力感，谈到他激烈的童年，以及走上心理治疗师之路的2个深层动机。最后的小故事，我很感动。

心理治疗师的个人动机与修通——by 施琪嘉

Personal motivation as psychotherapist and its working through  

前面几位教授的讲话超时了10分钟，原定10点结束，现在已经10点了。你可以留在这里，也可以离开，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在这儿，我用10分钟时间。

No matter how I have a speaking, time is running out，whatever you stay or leave，I’m here.

本人是神经科医生，从87年上研究生，92年博士毕业，和96年工作之间，接触的全部是神经内科和神经科学的内容。

神经科的特点是诊断清楚，但很多病治疗效果不太好，而且有许多复发的学科，癫痫、周期性麻痹、中风、多发性易发等等。

它的诊断这个定性定位非常吸引人，特别是定位诊断，很考验，也能够很彰显这个你的基本功。但有的疾病诊断明确，治疗效果差。

当我在临床上遇见这一类病人的时候，特别是遇见年轻的病人的时候，通常他们问我的一个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回答的。

“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我感到内疚、无力、和自责。医治效果越好，内心越忐忑，因为不知道下一次发作是什么时候。相比癫痫发作的病人而言，我产生上述心理的情况通常在和他们家属交谈的时候。家属很无力，使得我感觉到自己配不上他们的亲人，我和他们同样无力，类似于情况也见于其他的疾病，包括肿瘤的病人，今天这类疾病的心理工作在精神分析的发展史上，成为众所周知“心身医学”的一部分。

另外一类神经科常见的疾病见于神经科的门诊，病人因为头痛，头晕，还有肢体麻木，无力来就诊。体检和特检没有阳性发现，其特点就是反复就诊，看不同的医院，见不同的医生，这类病人称之为“医生杀手”，“麻烦病人”，在中国，医患关系紧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作为科室的副主任，我一年要代表科室去法院三次，因为病人告医生、告医院，以后他们发现这样还不够，于是他们宣布三不原则，“不尸检、不到法院、不火化”，他就这样一闹，而今年的情况大家已经知道了，医患关系紧张已经可以做到对医护人员由恣意的羞辱到砍杀。

记得一个罹患脑浆直细胞瘤32岁的男性病人，在治疗一段时间后，出现好转迹象之际，突然癫痫大发作，等他清醒后再一次复查发现，肿瘤恶化。他的家属盯着我说，“我们准备卖房、卖地，医生，你就用最贵的药，最好的药，你一定要治好他，他是我们家里的顶梁柱。”

我从神经科的逃离似乎有职业倦怠的成分，无力、无助和无望的感觉多于治愈病人的成就感。当时一天二十余病人的门诊现在早已超过四十个，使我觉得和病人在一起不能够畅所欲言，不能交谈更多和建立更深的关系，这也许是我从事心理治疗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可以很深的去和一个人建立关系，去理解他。

我的父亲是船长，常年不在家，母亲是中学老师，对孩子管教严厉。当时的社会在七十年代充满着邻里关系的怀疑，偏执的热情和单一的说教。一些描述人际关系的书，比如《红楼梦》，都要偷偷摸摸地看；我们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保尔和冬妮娅的决裂中才感受到逝去的爱情；侦探小说要靠手抄本，比如说《一双绣花鞋》，还有黄色小说《少女之心》；看革命样板戏的时候我记得我老是期待一些爱情关系，《红灯记》中的铁梅，《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杜鹃山》中的柯湘，无一不让我失望，一名在文革委员会工作中的老人对年轻的后代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抓奸最积极的居委会女委员内心中有一颗火热的通奸的心。【笑】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兴趣，哪里有幻想，记得我十多岁一个人在一间小屋睡不着的时候，月光照进窗户，映在地下，我睁大了眼睛，幻想着外星人来将我掠走，然后带着一身特异功能回到地球，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第三世界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笑】

我现在对文学的兴趣，对人性的兴趣恐怕还得感谢这种压抑。欲纵火者成为消防队员，欲杀人者成为外科医生，未完成儿时愿望者以职业辅助之，这可能是我的动机之二。

我的第一位分析师是一位解梦者，奥地利人，在奥地利美丽的城市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两届冬运会所在地，我专注于工作，竟然没有机会去看冬运会。所居住的屋子一面是机场，隆隆的飞机把我的心带回中国，而另外一边则为海拔三千到四千米以上的雪山，美则美矣，但是极其压抑和孤独。

在治疗室，我只能躺在治疗床上，看见天花板和窗外的红墙。治疗师偶尔动动椅子，发出动响，抽抽雪茄，闻到烟香。治疗师的沉默加深了我的孤独感，那个时候我的睡眠时间巨长，每天下班后，出门徒步，晒太阳，回到宿舍会蜷起来一直睡到晚上十点钟，再起来吃饭，然后再睡，那是不典型的抑郁症的表现。

我的父亲是豪爽好热闹好客的人，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主要是父亲回家后会有很多朋友跟随而来，带很多鲜活的长江的鱼，那个时候在武汉渡轮过长江的时候，船身经常一正，大家赶快涌到船舷旁边，边走边说，“看，江猪，江猪，”其实就是很像猪的白鳍豚，那个时候长江有很多没有污染的鱼，那个时候白鳍豚还在。

电台的喇叭里是嘈杂的声音和高亢的革命歌曲以及声嘶力竭的口号声，我其实对每天晚上睡觉前播放的国际歌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曲调优美，即便是用激昂的声音在唱，在深夜睡觉前也显得意味深长，特别是最后一句重复的句子，“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会实现”伴着我入睡。

在我的个性中，习惯热闹，习惯嘈杂，习惯激烈的情感，比如母子。我的母亲性子比较急躁，稍不如意就可能遭责打。因此，在德国，在奥地利留学和接受自我体验的最深体验——孤独感。使我达到了人性的另外一半，那就是，你能否耐受寂寞，在心理治疗中，沉默是常常发生的情境。

来访者可能不知道要说什么，来访者可能害怕得罪治疗师而不说什么，来访者可能和治疗师较劲，来访者或许陷入沉思，一个焦虑，爱热闹，不能承受被贬低的治疗师是耐不住寂寞的。在我的家庭经验中，因为父亲经常不在家，回家后和母亲交流是以比较强烈的方式进行的，比如说争吵，和邻里的矛盾，以及母亲对孩子管教的严厉。

长大后和母亲交流后得知，母亲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如果不管教严，她怕孩子学坏，如果孩子犯了错，不责骂孩子，在邻居面前没有面子，我非常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的沟通方式。或者会以更激烈的方式，那就会发生什么呢？我在德国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从早上九点钟出门到晚上十点钟回家，一个病人接一个病人，一个查房接一个查房，一个研讨会接一个研讨会，有时候一句话不说，就是把你泡在聆听、思考的环境中，你要是没有对寂寞的耐受能力，不可能成为一位治疗师，没有进行沉默地聆听，包容和冷静，你也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治疗师。

最后我想说一下结束语，我们成长的经历，是一个快速化的过程，遭遇创伤，内心的工作速度会更快。有太多事情在我们的心中都希望被遗忘，但就像给婴儿洗澡，泼出去脏水，也泼出去了婴儿。

创伤能够带来成长，处理好创伤才能在内心有更多的空间来承接和表达爱，而这个过程需要慢，因此，心理治疗是一个慢下来的过程，精神分析当然是这方面的代表，我以一个例子来结束。

我有一位女病人，21岁来我的这个医院治疗，最初是因为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后来逐渐谈到各种创伤，包括性创伤。当时的诊断符合边缘性人格障碍。她的人际关系极差，情绪极不稳定，有很多见诸行动（大湖注：有的人习惯用遗忘来应对伤痛，在弗洛伊德的论文“的记忆，重复，和修通”中（1914），再次对记忆和见诸行为之间做了区别：“病人不记得他已经遗忘和压抑的事情，但将它们见诸行为，他没有通过记忆再现它们，而是通过行动，他重复它们，当然他自己却浑然不觉。”第150页 ）。在治疗6年之后她离开了我，决定继续她的学业，从此杳无音信。今年是开始对她治疗的第14个年头，她已经消失了8年，通过预约，她来到我的门诊告诉我，她结婚生孩子，在武汉买了房子，她来就是想告诉我这些，并且想感谢我。最后她说了这样一句话，“站在心理治疗室门前，当治疗室门缓缓打开，施教授的身影显现在眼前，我微微一笑，轻轻地说，‘嗨，施教授，你好’，记得有一首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翻山越岭，只为寻找心中最想念的人’，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施教授，那时不明白为什么，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原来我一直想要的就是施教授一个拥抱，希望他会温暖的拥抱我，在我耳边说，‘欢迎回家’”。

对她来说，心理治疗只有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浸泡，才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