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星斗

一切不受控的权力往往都是邪恶的，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可以说，除了天灾之外，人治、专制主义的滥用权力是造成一切人间惨剧的总根源。

在中国二千多年帝王专制的历史中，数朱元璋为害最大。

朱滥杀开国功臣，文臣第一的儿女亲家李善长、武将第一的儿时朋友徐达、总掌大军的蓝玉，宰相胡惟庸、杨宪、汪广洋等均被处死；蓝玉案连坐的有：晋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会宁侯张温、舳舻侯朱寿、怀远侯曹光、永平侯谢成、沈阳侯察罕、西凉侯濮兴、东莞伯何荣、徽先伯桑敬、御史大夫陈宁、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胡惟庸案连坐3万余人，申国公邓镇、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雄庸、荧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宜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大将毛骧、李伯升、丁玉等；另外被杀的还有：中书省左司都事张昶，礼部侍郎朱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茹太素，吏部尚书余火、工部尚书薛祥、秦逵，刑部尚书李质、开济，御史王朴、员外郎张来硕、左都御史杨靖、参议李饮冰等。死于文字狱的有：浙江林元亮，因写“作则垂范”（“则”与“贼”谐音）；北平赵伯宁，因写“垂子孙而作则”；福州林伯景，因写“仪则天下”；桂林蒋质，因写“建中作则”；沣州孟清，因写“圣德作则”；杭州府徐一夔，因写“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常州蒋镇，因写“睿性生知”（“生”与“僧”谐音）；怀庆吕睿，因写“遥瞻帝扉”（“扉”与“非”谐音）；祥符县贾翥，因写“取法象魏”（“取法”与“去发”谐音）；亳州林云，因写“式君父以班爵禄”（“式”与“弑”谐音）；尉式县许元，因写“体乾法坤”（“法坤”与“发髡”谐音）、“藻饰太平”（“藻饰”与“早失”谐音）；德安府吴宪，因写“天下有道，拜望青门”（“道”与“盗”谐音，“青门”即和尚庙）……。（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数斯大林的专断人治、践踏法制之“肃反”运动影响最为恶劣。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据介绍：1917年11月俄共选出的第一任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经去世之外，都被斯大林处决或暗杀；1919年选出的新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除列宁之外，也全部被处决；从1919年到1935年，联共（布）选出的31名（不重复计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联共17大代表1966人中有1108人被逮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人被逮捕和处决。苏军中，5名元帅中的3名，15名军区元帅中的13名，85名军级干部中的57名，195名师级干部中的110名，被处决了。1937年～1938年，总共处决红军指挥员3.5万人。

大肃反时期，苏联有3500万人遭迫害，有1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被斯大林处决的有：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科里尼科夫、布勃诺夫、克列斯廷斯基、布哈林、皮达可夫、拉狄克、李可夫、柯秀尔、卢祖塔克，元帅图恰切夫斯基、布柳赫尔、阿尔克斯尼斯等，斯大林的副手亚哥达、叶若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茨涅克斯基、俄罗斯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罗吉奥诺夫、乌克兰政府主席柳布钦科、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切尔维亚科夫、格鲁吉亚苏维埃主席穆迪瓦尼等。另外被处决的还有：重工业部人民委员（即部长）梅日拉乌克、副人民委员谢列布罗夫斯基，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副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和雅科夫列夫，贸易部人民委员魏采尔，邮电部人民委员哈勒普斯基，国防工业部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司法部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国营农场部人民委员卡尔马诺维奇，教育部人民委员布勃诺夫，水运部人民委员杨松，卫生部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全苏中央执委前后三任主席叶努启则、阿库洛夫、温什里希特，国家银行行长马里亚辛，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安蒂波夫，外贸部副人民委员埃里亚瓦，内务部副人民委员弗里诺夫斯基等。

事实证明，无限的权力等于无限的灾难！不仅是滥杀无辜，人治社会还因个人意志、独断专行、信息不畅与失真、无自由言论之预警监督、无民主纠偏救助措施等，很容易造成全局性的饥荒。人类有史以来的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时期和权力失控的人治的国家里，至今没有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

人治对文化的侵蚀危害也是巨大的。中国从文明之初，国家就成为专制主义的机器。人治的不受控的权力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挂起钩来，由此，中国文化培养出最为发达的权力意识；政治权力在几千年中一直肆无忌惮地在社会生活中支配一切、主宰人民的命运。这种无限的权力培养出古代中国人的奴才思想、仇恨意识、暴力倾向、虚伪的面目和愚民的观念，封建统治者一面让老百姓跪着生活，一面又欺骗说“民为邦本”，于是，老百姓感恩戴德，称颂“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人治还造成了畸形的官场。在没有规则、程序、法制可循的情况下，君臣之间势同虎狼，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进行着血腥的较量、残酷的斗争；同时，统治者一朝大权在握，便耀威城市，横行乡里，仗势欺人，横征暴敛，对待老百姓犹如恶鹰之扑鼠雀。这种无限的权能见得太多了，太诱人了，于是中国人对之如醉如痴，垂涎三尺，十二分地崇拜，以至于一些人人性退化，兽性大发，官性十足––––––他们或“打进官场”，来个“血火煮江山”，如清人在扬州屠城十日；–––––––或“爬进官场”，靠谄媚献媚，摇尾乞怜，作恶犬走狗而发迹，如李林甫、严嵩、魏忠贤、和珅、“四人帮”之流；–––––––或“混进官场”，阳奉阴违，八面玲珑，口口声声“为民作主”、“明镜高悬”、“人民公仆”，实际上只是瞒骗浮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迹在官场，以保官升官为第一。（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人治的另一恶果是，因权力的黑箱操作，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贪腐症。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贪污腐化史。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成为制度性的、有组织的、系统化的行为，往往不必偷偷摸摸地进行，而是彬彬有礼地、公开半公开地进行，如战利品、抄家物品归己，克扣军饷，接受“礼敬”等。汉时的权臣梁冀一句话就吞并了扶风的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命令就把几千个农家子弟抓来作奴婢、就把洛阳周围几十里的农田强行圈起作“兔苑”、将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为梁家猎苑；还因为一个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了苑中一只兔子，他竟先后杀死十多人。梁冀的家产值30万万缗，抵全国租税的一半。清朝的和珅是中国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贪官，他将乾隆晚年的四方贡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据为己有，还买通太监从宫中偷窃珍宝；被抄家时，连嘉庆皇帝也惊得目瞪口呆，说：“和珅的大珍珠比皇冠上的还大，大宝石连宫中也没有……”。据估计，和珅的家产折合白银为8万万两，抵当时全国20年的税银收入。不过，比起皇帝来，和珅之财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也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一次所收金佛就多达一万尊，其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一万三千多两。

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此乃万古不易的一条定律。

现在，社会上流传顺口溜：“站在衙门向内看，个个都是贪污犯。抓起来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只见亏损的国有企业，不见没发财的厂长”；“发了一批投机倒把的，提了一批溜须拍马的，表彰了一批弄虚作假的，学习了一批贪赃枉法的”；“上正中歪下乱来，勤穷懒富官发财”……。老百姓的这些语言虽然偏颇，但刻画了在法制不健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于人治的情况下，腐败之猖獗。

人治还是浪费的根源。德国人普扬•德威博士说：“中国是最大的贫穷国，也是最大的浪费国”。此话不假。中国搞计划经济时，靠官员的主观想象来配置资源和生产力，结果造成巨大的浪费和低效益；如今搞市场经济，大家又一哄而上，盲目建设，不负责任，“拍脑袋决策”、“首长工程”每年造成30％左右的工程报废；另有70％的重大建设项目、80％的立交桥不合质量标准；国有资产每年流失数千亿元，公款吃喝也在数千亿元。如此的浪费，真叫人心惊！

从上可见，人治可谓“中国社会病”的罪魁祸首，也是中国近代以来贫穷落后的万恶之源，现在是该埋葬它、走向民主法治的时候了。

现代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就是民主、法治与科学。民主与法治互为前提，没有民主，法治是空谈；没有法治，民主是混乱；同时，民主、法治与科学在精神内涵上也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本身就是以科学的方式管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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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种科学的修错机制，是一种社会安全阀。没有民主监督，没有报章舆论、人民群众的监督批评，没有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腐败就会与经济同时高速增长，甚至会发展得更快；人民没有知情权、议政权、参政权和监督权，不能在代表大会、议会、工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等机构发挥作用，只能眼睁睁看着腐败蔓延、决策失误而无能为力，那么，心中积压的不满、怒火最终必然会导致火山爆发式的怒吼。所以，一个具有现代头脑的国家领导人不应满足于万马齐喑式的稳定的假象，必须懂得依靠民主来释放群众的积怨和能量，从而为社会带来长期的繁荣稳定。

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反民主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曾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教训十分沉重，诸如权力争夺、反叛起义、军阀混战、宗室内讧、宦官外戚权臣悍将之乱、继承人接班人之争等等，常常造成经济的大破坏、物质文明成果的毁于一旦、人民的被屠戮和社会的倒退。不仅如此，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即使在它正常运行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是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权能主义、愚民主义、特权思想、腐败风气以及为维持封建集权的强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而不得不重赋繁敛、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等等，都会使得社会活力被窒息，社会风气被污染，百姓处于愚昧贫困的状态，整个机制的效率十分低下，社会陷入长期的停滞。

可见，民主不是花瓶，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政治改革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经济改革成功的保证。政治改革倘若与经济改革脱节，社会问题的积累、权力运作的非程序性终将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从而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丧失经济改革的成果。（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民主的孪生姊妹是法治。法治也是科学的规范的管理社会的方法，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国家将亡，法令兹多”，认为法律是道德的次货代用品的传统；必须改变国人不重法律、害怕争讼、不关心个人权力的观念；必须扭转抨击坏人和时弊的英雄不受法律保护的状况；必须打破满足于虚伪的暂时的社会和谐而不追求永久的社会正义的国民苟安心理；必须大胆改革官僚机构，使之法制化、权力制衡化，以防止社会出现僵化停滞的局面。

可见，我们要建立民主法治、公平均富的“现代中华文明”，从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就必须以现代文明的法制来规范政府、个人的行为，同时保护人权不受侵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跟上现代人类发展的步伐，融入世界文明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