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鸥

文章来源：海鸥的中国博客

在很多中国人心中，总有一个深深的疑惑：几千年来，中国人深受孔孟之道的教化，就算不能人人皆君子，个个都尧舜，最起码总得具有儒家亚圣孟子所谓的”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吧？要知在孟子看来，这“四心”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要求，不然便可等同于禽兽了。然而不幸得很，这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一代一代的被继承着，但中国人的“四心”却似乎越来越淡了。时至今日，甚至到了“四心”皆无的地步。自古以来，一直自称受教于儒家君子之道的中国人，为何最后实际上连儒家有关仁义礼智信的最基本信条都难以遵守？要回答好这个问题，也许我们不仅仅是在从儒家自身去找答案，还得从法家那里寻找根由。

   法家与秦朝

说到法家，就不能不提到统一六国的秦国。可以说没有法家，便没有秦国的一统天下。法家的几位主要重量级人物如商鞅，李斯，韩非子等均为秦国网罗。尤其是商鞅，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富国强兵，使得秦国的军队强悍无比，让诸侯各国闻风丧胆，无往不胜，为秦国最终扫平天下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后来的秦世皇，则重用李斯韩非子，六国统一之后，仍然采用法家之道术治理天下。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王用法家之道术夺取天下成功了，但又用法家之道术来治理天下却失败了。

实行法家道术的强秦很快就灭亡，而那些忠心耿耿助秦称霸天下的法家学说的人物却似乎也都没有好下场。商鞅被秦国人车裂，李斯被秦二世腰斩，而韩非子则被秦世皇逼迫服毒自杀，真可谓一个个“作法自毙”。与其说是秦始皇残暴，还不如说是法家的残暴。而自秦之后，世代君王不管是昏君还是明君，均无不以暴秦为戒，至少是口头上如此。而后世的君王，大多必得以主张仁政的孔孟之道治天下，而绝不敢轻易公然再用法家之说。（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然而，君王们就真的抛弃法家之道了么？非也！他们只不过是对法家学说进行了必要的伪装与改良。明知暴秦因法家因灭亡，但为何自汉以后，一直高举“独尊儒术”大旗的帝王们仍然暗中不舍法家之术？这其中的原因非常的明显——诸子百家所有学说之中，不管是儒家道家墨家，还是兵家阳阴家纵横家等等，没有哪家的学说能象法家学说这样彻头彻尾地为帝王的统治服务的。如果说其它各家的学说多少都讲一点爱民，而在法家这里完完全全只有君王，而“民”只不过是君王手中会说话会走路且又非常顺从的工具，完全可以当作牛马一般视之。正如商鞅在《商君书》中所表达的，国家只需要一种民，即“耕战之民”，平时就种粮食，战时就上战场。什么多才多艺，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等等都不重要，只要能为君王所用，听从君王的号令即可。历代帝王们其实都能看出只有法家才是完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只不过是法家把事情做过了点，做得有点太绝。比如说法家的严刑酷法，动不动就把不听话的老百姓判个重刑甚至死刑。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动不动就以死来威吓，可若百姓不怕死了，岂不就毫无办法了？想那当初陈胜吴广，若不是想着横坚是个死，恐怕也就不会起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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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与儒家

如果说后世帝王们从暴秦的灭亡上吸取了什么深刻教训，这教训恐怕并不只是什么要做仁德之君，善待百姓，而更多的是要如何改良利用好法家之道术，以确保自己的帝位不倒，江山永固。而儒家学说恰好非常适合用于对法家学说的包装改良。如果说当初汉武帝之所以开创出独尊儒术的局面，还基本上是对儒家学说本身的需要，而后来的帝王们则几乎都不过是有意无意地把儒家学说当作一张漂亮诱人的包装纸或是一层糖衣包裹于法家学说之外——要知法家学说已经在暴秦那里造成了太坏太恐怖的影响，如果有哪位帝王再来公然实施法家之道，恐惧百姓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而儒家的圣主明君，以仁治国，爱民如子正好是百姓梦寐以求，那就投其所好吧。

而帝王们又是如何把倡导仁德的儒家及主张酷法的法家这两种似乎是完全对立的学说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们不妨从“忠君”与“治民”这两个重要之点来加以分析。

——先来看看“忠君”——

①不论法家还是儒家无疑都是主张忠君的。但儒家的忠君与法家的忠君又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儒家那里，至少是在孔子和孟子那里，忠君实际上是有前提的。这前题主要有两点：一是所忠之君必须是圣明之君，暴君昏君是可以不忠的。所以孔子才会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天下无道，实际所指就是君王无道，对于无道的君王就不要去辅助他，躲起来好了，忠什么忠！而孟子说得更干脆果断：无道之君，民可杀之！第二个前提则是所忠之君是“天命之君”。如果是上天按排这个人当了君王，那么天命则是不可违的，臣民就得顺应天命，哪怕这个君王再昏庸再无能也得忠于他了！如果真的不幸这天命之君就是个秦始皇再世，那作为忠臣的唯一职责就是辅佐这暴君改邪归正，成为圣君明主，但万万不可取而代之。但非常非常不幸的是，有史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暴君昏君能在忠良之臣的辅佐之下，最后变成了明君。为何？因为这君王根本上就不是儒家的君王，而是法家的君王。他只要能永世坐住自己的江山就好了，才不管自己是圣君还是暴君。只可惜历代忠臣们却看不出这点，或是看到了却不敢承认面对，所以最后大多总是落个“以死效忠”的结局。

如果说在儒家那里还主要主张仁者为君，德者为王。但在法家这里则是赤祼祼的强者为王，胜者为王，成王败寇。而王者可以为所欲为，天下人只能遵从依服。法家之君王要求天下人忠诚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是至高无上的君王。而最后这种“忠君”也就只能以暴力来实现，而不象儒家那样注重征服人心。而后世的君王从秦朝的教训中看到法家的“暴力忠君”之策虽然可能短期内可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绝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就算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刘邦在接管秦朝江山之后都知道马上可以打天下，但马上不可治天下的道理。而后世那些多多少少都熟悉一些儒家之道的君王们就更能明白儒家学说的用途了。

②正如大多人所能看到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史，实际上就是权谋史，杀戮史。几乎没有哪个帝王的宝座底下不是埋着累累白骨。为了争得这宝座，帝王们别说是杀对手杀叛臣，就是父子兄弟也毫不留情。按说如果依照儒家的帝王，就不会有如此的杀戮。既是有德者为王，那么大家只要比仁德就好了，还用得着比谁的刀快谁的心肠狠么？然而他们实际上并非儒家的帝王，而是法家的帝王，他们打江山靠的就是计谋与暴力。可他们又不能让世人看到自己是法家的帝王，不然也就让天下人看出他们是秦始皇了。所以他们还得把自己打扮成儒家的仁德帝王，这样就能让百姓臣民甘心臣服，而不会心生怨恨，随时都有可能借机造反。所以他们还是必需装出一些很有仁德的样子，实在装不出，那就装神弄鬼，弄些什么“紫气东来”或是“黄龙现身”之类的“祥瑞之象”，以此证明自己是“君权神授，天命所归”。如此一来，法家的帝王就披上了儒家的外衣坐稳了自己的江山，且一坐就是几千年。在这几千之中，虽说华夏的江山无数次易手，但易来易去，都是在不同的帝王手中，从未到过百姓手中。然而可笑的是，每当手中的江山不保时，这法家的帝王却总是用儒家的“忠君爱国”之名忽悠着天下百姓去“保家卫国”。而又更可悲的是，这天下百姓却从未想过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所保卫的到底是谁的江山谁的国。

——再来看看“治民”——

①不管是法家的帝王还是儒家的帝王无疑首先都是面临如何管理百姓的问题。总的说来，儒家还是主张帝王要用仁德之道，忠义之礼对臣民进行教化感召。而法家就大为不同。法家治民的手段就两种，一是法，二是术。而某种意义上看，这法实际上也是术。要了解法家的治民之术，就必须了解法家的大婉级人物商鞅，因为正是他为后世历代君王写出了一部“千古不朽”的治民宝典——《商君书》。据说秦灭之后，这《商君书》就成了官方的禁书，一般之人，就算是读书人也难得看到。因为这书实在是“太厉害”了，就象武侠小说中所写的太过厉害的武功秘笈一样，是不能轻易现露于世的，因为它一旦使出来，轻则祸害练武者本人，重则祸害天下。而又据说这《商君书》禁是禁了，可却又一直在帝王的枕头边放着，成为历代帝王的传世秘籍。帝王们一个个都在偷偷学着，可又不让别人知道他们在学。

那这《商君书》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据说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只有一本书有那么一点资格可与其相提并论，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所写的一本臭名昭著的《君主论》。但真要把《君主论》与《商君书》比较起来，那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别说不说，就说这《商君书》人家商鞅可是在公元前三四百年就写成了，而这姓马的等到十六七世纪的时候才写出他的《君主论》，这前后可是几乎相差两千年了啊！但就是这威力远不及《商君书》的《君主论》刚一问世，就让欧洲人惊恐不已，有如看到世界末日。他们全力抵制此书的传播。而它的作者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看成魔鬼的化身被人们所痛恨。然而即便如此，此书还是拥有一些铁杆粉丝，这其中就有拿破仑、希特勒。而这两位跟中国的秦皇岛有得一拚的战争狂杀人魔最后真的差点一个统一了欧洲，一个统治了世界。

②既然连《君主论》都是如此，那威力远在其之上的《商君书》的驭民之术又是如何呢？我们不妨大致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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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之术

所谓的“一民”就是让民众按帝王之所需只具备一种思想，一种用途。而在商鞅看来，那时的秦王就只是需要一种臣民，即只会种地打仗的“耕战之民”了。后世史家只是一味鼓吹这商鞅如何的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让秦国国富兵强，为后来的统一六国打下牢固基础，却不告诉世人，这秦朝的国富兵强实际上是通过恐怖的“一民之术”实现的。为了达到“一民”的目的，商鞅首先做的就是“重农抑商”，禁止百姓自由经商或是从事别的职业，统统只得耕种务农。——如此一来，全民皆耕地种粮，秦国的粮仓能不富足么？再说秦王让百姓吃饱肚子，目的是让他们好有更大力气为自己打仗。接着就是实施士兵奖罚制度，比如说什么样等级的士兵在战场上必须带多少敌人的头颅回来，就能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否则士兵就要降级受罚，甚至杀头。只是惩罚士兵本人也罢，有时还得惩罚他们的父母妻儿。——如此奖罚，士兵能不“奋勇杀敌”么？世人只知秦军为虎狼之师，却不知其实为着了魔道，被人操纵而已。

而这“一民”一术到了后世帝王手中便作了相应当改进。因为后世帝王所需的民不再是简单的“耕战之民”，而是我们常说的“奴才”！后世的帝王所需就只是奴才这一种民。而要培养出奴才这种民，帝王们的策略手段也需作相应的调整。

首先这“重农抑商”的策略还是基本保留。之所以要抑商，除了一部分原因是要确保有足够的人去种出足够吃的粮食外，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在帝王们看来，在所有臣民当中，就算商人这种人最不好管了。能够经商的人多半是脑子比较好使的，不太容易忽悠。再说这种人往往也见多识广，信息灵通，接触人多，见的世面也多，不然怎么能做好生意啊？如此一来，也就不好欺骗了。

但再难缠的“刁民”，帝王们也是有办法对付的。第一大办法，制定户籍政策，限制百姓迁徙自由。（恩，这一招术的发明者可是商鞅，后世帝王们看出了其威力功效，所以一直借用着）。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国人可是来去自由的，想到哪个国家便去哪个国家，连护照都不用办，别说是什么户口本，身份证了。可是自秦以后就不行了，一个人在哪里出生，家在哪，恐怕就只能以他的出生地为圆心画个小圈圈，一辈子就画地为牢的小圈圈里生老病死了。想外出经商走南闯北？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别的不说，到了一个地方，不是当地的户口，住旅店都不行。据说凭官方的介绍信百姓才能住旅店这也是法家大佬商鞅的发明。不过这商鞅最后也吃了自己所订法规的若头。当他被秦国人追得到处躲藏时想到一家小旅馆歇歇喘口气。可这店老板说：我们大王规定了，秦国人必须凭官方介绍信才能住店的！可此时他哪能弄到官方介绍信啊！所以只能是找个地方睡觉都不成。

而抑商的第二大法宝，便是“轻商”。春秋战国时期，经商虽说不是什么荣耀的职业，但并不受社会严重歧视。当时众多显赫人物都是商人出身，如大名鼎鼎的春秋第一相管仲，如辅助越王复国雪耻的范蠡。而自秦统一天下之后，商人的社会地位便一落千丈，成为末等生民。汉唐时期，商人及他们的儿孙非但是没有资格做官，更是连穿什么衣服都受限制。如商人不得穿丝绸，甚至在我们心中的大唐盛世时期还规定商人衣服的颜色不得是紫色、红色，大街上走路不得走在别人前头等等。而晋朝时，对商人的侮辱更是超乎想象，规定商人脚上的鞋子必须一黑一白，头上还戴着高帽子。虽说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对商人的轻视有所缓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十大商帮，但商人低下的身份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也许正因如此，就是象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样混得有钱有势的大商，也做梦都想头上弄顶官帽才感觉是真正的出人头地。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及我们的专家学者们都在说，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发达，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受农耕文化影响太重的原故。给人感觉长久以来中国人天生就只知道耕田种地，缺少商业意识，是所谓的农业文明挤压了商业文明。而在笔者看来，这一长期被社会所公认的正统观点，似乎有着很大的露洞。中国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更多是长期以来帝王们“壹民”统治的结果，而非什么农耕文化影响。

“壹民”之术的第二大手段：科举。如果说商鞅的“壹民”要的民是种地和打仗两种民，那么后世帝王则有所不同，除了耕田种地这种民是一样外，另一种民则是“科举之民”。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改变，是因为社会情况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后世帝王所要做的不再象秦始皇一样是打江山，而是如何坐稳江山。正所谓“马上可打天下，但马上岂可治天下”，打天下要造刀枪，而坐天下就得靠纸笔，所以科举便应运而生。

又如专家学者们所言，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在当时是具备进步意义的，甚至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例如其所体现的社会公平，给底层民众修了一条向上的通道，从而防止了社会阶层固化。在这一点上，当今天社会恐怕还有所不及。（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专家所言极是。然而不管这科举制是如何具有极积意义，但在笔者看来，其本质仍然是法家帝王的“壹民”之术而已。何况这科举制的出发点恐怕也并非全然是给百姓一条通往上层的出路，更重要的还是帝王们所用的一种制衡之术，怕如果朝庭中的官员大臣全都集中来自社会上层，那最后势必更容易结党营私。而且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度上合乎了法家集大成的人物韩非子的主张：对于有一定势力的大臣贵族们，要“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科举虽是后世帝王所用之“文策”，但所起的作用却与商鞅所主张的严刑酷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更为有效。秦王用严酷的法律来强迫百姓成为自己所需的耕战之民，虽说能起一时之效，但最终百姓忍无可忍，死不足畏，便造反了。而后世帝王用科举制让臣民成为自己所需“顺民”与“奴才”，臣民们却是感恩戴得，心甘情愿。甚至是你不让他当奴才都不行，正如鲁迅所说曾经的中国只有两种人，即“做稳了奴才”而欣喜若狂的人与“想做奴才却不得”的人，如范进，如孔乙己。也正因如此，后世帝王虽说实际上并不比秦世皇仁慈多少，但他们的江山一般都能坐上个两三百年，比秦朝天下的十多年要久多了。如果秦皇王真能长生不老一直活着，看到其后的帝王们如何对自己的“治国之方”取长补短，坐稳了江山，一定是非常后悔不已。要知在他之前的老子早就提醒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可他太过偏信商鞅这样的法家之言了，偏偏对民只知“以死惧之”！然而可惜他当初只是让他给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却没有去找后悔神药，就算活到现在也只能是空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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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弱民”、“辱民”

这些都是商鞅的帝王之术，治民法宝。

先看“贫民”之术。所谓“贫民”，就是不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过安稳了。这并非担心百姓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或是“饱暖思淫欲”坠落不思进取，而是认为如果百姓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但会起“贼心”，想着怎么给帝王添乱，甚至造反。而如果总是让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整天不得不为生存发愁，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动别的心思呢？这样帝王的天下岂不就太平了？于是为了“贫民”，商鞅就主张剥夺老百姓的恒产，让“富者贫，贫者富”，总之是让百姓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全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中，从而只求自保。

再来看“弱民”之术。“国弱民强，民弱国强。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这是《商君书》中所说的众多惊世骇俗、匪夷所思的话语之一。在商鞅看来，国家和老百姓就象是势不两立，生死对头一般，你弱了我就强，你强了我就弱。抱着这样的观点和态度，秦朝是怎么对待老百姓的就可想而知了。

商鞅的“弱民”不但是以“贫民”的方式让老百姓在经济实力上变弱，同时也要让他的思想灵魂萎缩，不能让他们有自我意识，坚强的意志之类，可以象木偶一般，听凭帝王操纵。

最后说说“辱民”。所谓“辱民”，说简单一点，就是想办法让老百姓卑贱屈辱地活着，绝不让他们有体面有尊严。为了“辱民”商鞅竟然想出一般人绝对想不出的“绝招”——“以奸驭良”，即让恶霸流氓之类的小人坏人来管治好人。今天的我们每每觉得这世间有太多不平时，常常会发出“坏人当道”的感叹，恐怕少有人会想到我们的历史上竟然曾经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主张“坏人当道”吧！

而今天的我们又往往也想当然地认为远古之人应是相对良善纯朴，可看到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叫商鞅的人竟然能想出如此空前绝后的邪恶之道，我们心中美好的幻想也就大受其伤了。

而这商鞅究竟为何主张如此邪恶地对待百姓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理由和逻辑，他说：“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意思是说让老百姓屈辱低贱地活着，他就知道敬仰的地位有权势的人；让他们弱小，他们便尊重当官的，不敢有胆与官斗了；让他们贫困，他们则看重官方朝庭的偿赐，唯利是图，给点小小的利益，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便能发现商鞅的这一套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儒家来的。诸子百家之中，法家的头号大敌便是儒家。韩非子把儒家当作“五蠹”之道，先除而后快。而他的同窗好友加死对头李斯在这里到时与他高度一致，干脆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法家为何如此不容儒家？除了儒家总是要“法先王”外，更是动不动便摆出自己的“君子之道”，“士大夫之风”，教导别人什么“贫贱不移，富贵不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不是明显教化百姓要“软硬不吃”嘛！如此下去，自然只能都成为“刁民”，不好管理。

先秦的法家几乎完全排斥儒家，而后世高举儒家大旗的帝王们却把法家之术消化吸收，变为己用。如这商鞅的治民之术虽没照单全收，但已吸取其“精华”，这“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的指导思想可是一点没变，只不过是策略上可能有所区别。就以“尊官”为例吧，哪一代封建帝王的衙门不是森严无比，其官威让百姓不寒而栗。官员们出门必是八抬大轿，卑贱之民见了必得远远避之。如若避之不及，那就赶紧低头下跪吧！这还不算，更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可以随意治民之罪，而民却不可告官！

写到这里，恐怕我们还是疑惑：这后世的帝王倒底是法家的帝王，还是儒家的帝王？有专家学者说是“儒表法里”。而我仔细一想，还是觉得不太准确，应是“亦儒亦法”、“非儒非法”儒法相融的怪胎。儒家之道与法家之术这两种原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竟然被这后世帝王生生的弄得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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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今天的文化道德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困惑了：我们中国人，远受儒家知仁达礼之教，近受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论如何都要成为这个地球上品德最为高尚的人了吧？至少也是最不坏的人。可为什么现实似乎相差甚远？

这就是文化的问题了。

两千多年来，一代代封建帝王就用这变态邪恶之术统治着这泱泱中华几万万子民。因为时间太过久的原故，这变态邪恶之术也就溶入了我们的文化。如果我们不诲疾嫉医，有勇气自省面对，今天的我们一点也不难发现，众多国人所一直自以为豪的“传统文化”其实有着许多的“变态”之处。如一边叫人“以诚待人”，一边又说“逢人只说半分话”；一边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边又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一边教人忠贞不渝，宁死不屈，一边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一边说“贫贱不移，富贵不屈”，一边又称赞“大丈夫能屈能伸”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如此根本就不讲终极是非观的文化，又怎可教化出善良之民，高贵之士？所以今天，我们的社会有很多聪明人，却缺少“可靠”之人；出了很多富豪，却少有贵族；更有无数“读书人”，却不见“明理”之人。

所以到了今天，虽说那封建帝王早就不存在了，但他们所影响形成的文化却把每个中国人都教化成了另一种“帝王”，且和他们一样：一手儒，一手法。左手拿着《论语》，右手拿着《商君书》。《论语》是给别人看的，而《商君书》则是留给自己用的。自古以来，中国人总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这“治天下”固然是只要“半部”论语，但却需要一整部《商君》。

一群人中，如果只有一两个人德行低下，那是这一两个人的个人品质问题；但如果很多人都如此，甚至大多数人都如此，那就是文化的问题。一两个人的问题，我们可以用道德教育或是相应惩戒来解决；但大多数人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那非但是惩戒不好解决，因为“法不责众”，而同时连道德教育的方式也同样失效——因为我们的道德文化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用有问题的文化去改变有问题的人，便有如用脏水去给脏孩子洗澡，不说是越洗越脏，但肯定是洗不干净。

如果再一细思,我甚至又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只是用“有问题”三个字来形容的，因为严格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而我们的文化几乎是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因为它能让我想到聊斋中的画皮，外表看起来很美很迷人，但她是要喝人血，吃人心的。而最最恐怖的是，我们文化中的法家“以奸驭良”的因子会以劣逐良，以恶代善，能让善良者变邪恶，让恶者更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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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今中国知识分子

虽然两千来儒法一体的文化把千千万万中国人教化得灵魂扭曲，精神萎缩，但我认为其最俱毁灭性的破坏还在于

几乎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说到这里，就得先谈谈什么是知识分子。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普通认识中，凡是读了一些书，有个大学以上文凭的几乎便可被人号称知识分子了。然而我们又很容易就看出，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知识分子，那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便是泛滥成灾。

知识分子一词属于西方泊来品，其意义内涵也许还是西式的解释更为权威纯正。如果以西方的观念来定什么是知识分子，那其关键内涵就是除了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有着某一专业领域方面的特长外，更重要的是还要从事一定批判性的社会研究，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性的事务，关心政治，敢于对社会黑暗进行批判揭露，对强权能做到不惧不媚，极积维护社会良知与正义。由此可见，作为知识分子的必要特质便是批判精神，人文关怀及关心政治。

以这样的知识分子标准，我们古代历史上的那些敢于犯上直谏，为“天地立心，为苍生请命”的封建士大夫文人到是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当然他们不是现代知识分子，而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是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肯定只能来自现代社会中。

那么我们中国现代社会中有知识分子吗？应该也是有过的。比如在清末、五四、民国时期，如康有为梁启超，如鲁迅胡适陈独秀。也许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不能是完美纯粹的知识分子，但至少有着浓烈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

然而到了后来，直至到了今天，由于众所共知的原因，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稀有之物了，几乎有着频临灭绝的危险。不信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别看现在我们满大街都是一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但假若有那么一个无所不能为所欲为强大无比的人下一道法令，说谁敢自称知识分子，就轻则砸谁的饭碗，重则杀谁的头，恐惧就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了。不过他们还可以是学者专家教授，或是作家画家歌唱家艺术家之类。（如果您喜欢我发布的文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赵鹏和朋友们”：zhaopengfriend，谢谢！）

到这里就想起了一个有关庄子的故事：庄子去孔子的故乡鲁国传播自己的无为思想，想让鲁王配合配合，支持支持。而鲁国国君客气道：庄子老师啊！您来迟了一步呀！我们的鲁国现在全都跟着孔子信儒了，现在鲁国可是全城皆儒士了啊，如何能让他们再改呢？只见庄子笑道：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就没看到你们鲁国有一个儒士？难道您是因为他们身上都穿着儒家所规定的儒服就是儒么？要不您下这么一道法令试试：凡是穿着儒服的都全到大王面前来考考儒家之学，若答不上来的，一律杀头！于是此法令一下，整个鲁国最后只见一个儒，还周游列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