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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先生是城市社会学的老师，走路一瘸一拐的，半残疾，在某个城市当城规局的顾问。规划学本科，美国社会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因此主要的课题方向是都市的社会经济学。河北人，左派。

 

对于政治立场而言，每个人都会在从左至右之间踩一个点，意识形态的观念并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佩服。不同的立场就像是相互影响而咬合的脉络，层层推进，铺展出人类历史一步步往前迈进的步伐。左先生不管是社会学的议题，城市规划的角度或者经济学的立场都会分析不同立场的人的不同观点并分析利弊。甚是有趣。

 

左先生之所以为左派，是因为他有着读书人的基本的情怀。

资本主义下，社会资源终究会往资本家与权力方向移动。而这样的移动催生左派的抗争。为了维护相对的平衡，国家机器进行柔化地再分配。可是再怎么样，资源都不可避免地倾斜。

比如教育资源，不管城市规划，经济学者，艺术家等等，如果以谋生或者找到好工作而言，这些不同的大学专业终究在市场资源配置的情况下成为资本家直接或间接的工具。可是对于广大的人民而言，这些利益不会往下流动。

 

这也是早期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想改变的困局与理想。

却经历了三四十年，发现自己走了错路。远没有欧洲国家的变革来得恰当。

 

左先生经常会讲到梁漱溟，梁先生也是左派的人，官僚家庭出身，私塾教育，却走上革命的道路，行佛，素食。曾和毛老吵过架，经历过文革抄家。梁先生写过《中国文化要义》《儒佛异同论》《人心与人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心行一致，甚是难得。

对于那样的动乱，群众结构复杂，心口不一，许子东打插边球地回顾了多年的获奖文学，出了一本书《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潜台词地探讨官方多年后所许可的回忆价值观。

在官与民的立场上，左先生都会试图站在民的价值取向去探讨。即使人民是一个多元而乌合之众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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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高中的女生开始喜欢看尼采的作品，那时间，很多女校的女生在叛逆期出现了自杀，抑郁甚至同性相恋的情景，左先生被当地的高中派遣去上一谈心理课程。校长是希望左先生能引导女生的价值取向，毕竟在那个时候，左先生也是一个相对被认可的人物。

 

左先生知道，当局一定会禁尼采的作品以维稳。不过，那时候，左先生进去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我女儿喜欢女生，并有一天告诉我她想一辈子和另一个女生在一起，我会十分地支持。

 

那时候，校长和老师们眼神和脸色却非常地糟糕，可是对于女校的学生而言，某些情感至少被得到了尊重。

左先生后面的演讲主要讲如何看待尼采以及怎么样调节青春期的情绪，对于一个河北的汉子来说，这就好像是一场父亲对女儿的心里教学课。可是正因为有这样的情感认同，某些议题才有讨论下去的意义。

 

左先生在性价值上还是开放的。

因为是社会学的老师，所以，他更知道一个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

而“人”“自我”这些对于左派而言很关键性的词语，正是推进这个同性进程的关键环节。

 

在中国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中国到清朝民国都是不太反对男风的，可是经历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而开始反男风。

那么社会主义真的和同性恋是矛盾的词语吗？

其实不是的，矛盾的是极权。

思想极权和同性恋是矛盾的词语。因为思想极权和人权是相互矛盾的。

不管是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现在的中国，或者是古代的宗教时期都是如此。

但是古代的中国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思想极权，因此同性恋相对宽容。

所以即使是左派的左先生，也反对思想的单一性。

多元是人权的基础，也是人权的现实。

因为“人民”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群体。

而“代表人民”这样的词语就是极权。凭什么用一种思想去代表多元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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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先生早年的时候并没有残疾。据说是因为发生了车祸才截肢并用拐杖和假肢生活。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显示出对于他人眼光的敏感。

 

因为他有很深厚的学识基础和眼光，所以即使一瘸一拐，他依然有很多职务可以担任。年薪也不菲。

左先生的课每节课都有一个城市社会经济学的主题，从《资本论》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到近代政治经济学发展，到《2Bits》，体验经济学，黑格尔，杂形物理学，happiese industry，精神病院改革，财产税的困境等等涉及的面非常地广，时间线和社会运动发展的逻辑曲线也非常清晰。

 

也因此他的课滔滔不绝三四个小时都不会觉得困。

 

左先生的课往年人都很多，但是今年人并不多。

因为他在天真地抗议。学校进行改革将实践课放在低年级，左先生觉得这样的改革不好

在你不知道立场的时候就去实践，这样的实践就是为虎作伥

所以他毅然决然地把课程开在和实践课同一个时间，看有多少人来选。

 

但是另人失望的是，实践课终究价值大于理论课。

 

而这样的抗议除了学者的清高与尊严以外，其实外人看来还是有些许的不理智与天真。

左先生想如果不抗议，不能正常表达不满的话，那自己身为“自由与左派”的立场似乎就变得外强中干。

 

也因此，他骂那些把大学变成生产工厂的人，产业导向下的悲哀。

他觉得，所谓的大学，除了培养“气质”以外，重要的不是成为工人或者社会的螺丝钉。

读书是解决自己的“我”这个问题。

 

而产业与经济化的大学教育，必将掩盖“我”这个问题

然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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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左先生接触两个月，但是左先生的思想与观念却深深地改变着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

也因为如此，左先生才成为自己敬佩的人物

 

在敬佩的人面前，主义不重要，大故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个个人。

以及每个人内心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