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展的东风吹来了一批国内赫赫有名的作家，如苏童，阿乙，麦家，刘震云。周五傍晚亚洲协会举办了《1942》的展映和与编剧刘震云的互动。我不清楚当晚来看《1942》的人有多少是冲着刘的这块招牌来的，反正我是。如果单为了电影，我是不会跑这一趟的，三年前上映时没看是因为开始就把片名搞错了，孤陋寡闻的我眼里盯着1942，心中冒出的是1962。同是大饥荒，四二年的这场鲜为人知的悲剧放佛只是冥冥中二十年后的小规模预演。在弄清片名和故事后，我就像切开了一口没熟的瓜，皮儿虽青翠欲滴惹人垂涎，里面却是粉里泛着白，立马兴味索然了。其实这是意料中的事儿，《唐山大地震》的导演再拍一部苦情的主旋律灾难片有什么奇怪，不然怎么过审呢。

我是看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后才决定来瞻仰真人的，毕竟机会有限。我喜欢刘在他作品里掰扯问题的方法，尤其在分析人物行为和心理上。他的常用句型是，某人干了A，不是因为B，不是因为C,不是因为DEF,直到他穷尽所有读者可能想到也可能想不到的情景后，才娓娓道出这件事儿的始末缘由，颇有逻辑推理的感觉，让人十分信服，觉得此人时乖命蹇，遭遇了很多突发和偶然，然而一步步走到如斯境地实是理固当然，都是宿命牵引。刘的这部作品是获了茅盾文学奖的，后来主持人也着重强调了这点，只是有些用力过猛以致画蛇添足。对于茅奖十分陌生的外国观众，他将之比作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话就这么漫不经意地洒了出来，我听了心中一动，主持人也发觉有失严谨，定了定，结尾补了一个声调上扬的“probably”。

晚上六点二十八分，我起身离开座位，准备在漫长的展映前把最后的负担排空。亚洲协会的礼堂不大，甚至不如很多学校的报告厅，也就盛的下二百来号人，我几个箭步从第四排跃至观众席后，将到门口时，正好撞上了今天的焦点--刘震云。刘的仪仗不少，门被堵住了，在一行衣冠楚楚的男女的簇拥下，我隐约有种看到慈禧同着四格格小英子和一众后妃在颐和园赏雪的情形。有人曾经统计过在纽约地铁上遇到过多少明星，开出的名单长度好比上海丈母娘给女婿下达的毫发不遗的指令书。我是地铁的常客，天天坐，不止早晚高峰，可我连个十八线的明星都没见过，网红都没有。很正常，女明星卸了妆，待个墨镜，就是换了张脸，平常熟人都能认错的我，这时绝对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了。相比之下，刘震云就没什么好形容的，就是你能搜到的照片上的那样，非常好认。让过人群时，我又打量了刘老师一眼，确定不是至尊玉。

影片过后的问答环节，主持人和刘本人都在强调这虽是一部六个月拍成的电影，其筹备却花费了二十年之久，实际拍出的长度也有上映版本的20倍，很是意犹未尽，好像这是部神形尚未兼备的作品，要是能剪成个上中下部细水长流地放出来才能不负主创人员们的苦心经营。怎么说呢，如果莱昂内把《美国往事》再抻长个20倍那还是神作吗，那是裹脚布似的电视剧了。《1942》的故事讲得很完整，叙述也很动人，这就够了。我以为它甚至可以更短，比方拿范东家，厨子老马甚至《时代周刊》记者的部分多替换掉那些些硬要渲染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贪墨成风的场面，毕竟观众的着眼点还是在小人物的悲剧上，频繁切换到陈道明（最传神的蒋介石）和段奕宏（最小白脸的陈布雷）身上，总有种脱戏的感觉，再说有各种《伟业》《大业》珠玉在前，也不值当再着笔墨于此了。

影片里有许多血腥残酷以致荒诞的情节引起了现场观众诸多不适的反应，数的出的场面有开始没多久少东家被刺了个穿堂，狗吃人的特写，小黑猫被扒皮和日本军官一刺刀贯入栓柱的头颅，都足以让人打个激灵。表现民心涣散，人性全泯的部分让人如芒在背，比如瞎鹿在追到被宰的驴后因要争一口肉吃而被人从脑后拍进滚开的锅里，周围的人只说了一句“你咋把他打锅里了。”这分明不是对待一条性命，更像是责备一只掉进锅里的苍蝇让人倒了胃口，抱怨还要再费手脚换水烧汤。瞎鹿的尸首再也没人看见，如同是挑出来的苍蝇被掸进了土里。另一幕范东家一行来到了洛阳城外却因没有洛阳户口不得其门而入。荷枪实弹驻守城门的官员表示政府划定的灾区重点是豫北和豫南，来了洛阳就不是灾民也就没粮可领了，衣衫褴褛的范东家问了一句“那我怎么才能成灾民呢？”当官的笑说，“再往北走几百里吧。”几重讽刺叠在一起，让我一度觉得恍如隔世，深感这些场景都太熟悉太现实了。

影片的结尾尤其让人动容，最初的范东家还带着地主的尊严安慰众人此行是躲灾，一如明皇幸蜀咸丰西狩，最后现实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彻底跪倒在地，沦为荒民并与身边的人陆续分离，他们或凄凉或幸运地死去或为他人为孩子自卖其身。一无所有万念俱灰的范东家最后开始往回走，只因想死得离家近一些。踽踽独行的路上碰到了一个母亲断气的小女孩，他俯身说你叫我一声“爷”，女孩哽咽地叫了一声，老范答应了两个字“孙女”，自此素昧平生却都亲人丧尽的孤老孤儿成了相互扶将的至亲。此外另有两段收敛性情节让刘编剧最为自得，包括拿五斤小米卖身青楼的范东家的女儿燕燕在给客人洗脚时，三次弯腰而蹲不下去，只因太久没见过吃的，一次吃的太撑；以及瞎鹿老婆和栓柱分别时换棉裤的场景。不同于对血腥暴虐和饿殍遍地的正面刻画，这些内涵的细微的情景折射出人性的复杂和仅存的善念，意蕴更为悠长。

电影是晚餐时间开始的，刘作家在影片过后的问答环节应景地点出没吃饭的观众应当更能感同身受，引来笑声一片。刘老师眼睛不大，我拍了一打照片也没选出一张炯炯有神的。能感觉的到的是刘先生的自负，他时不时自比莎翁萨特，并不加修饰地指出自己是名符其实的中国好作家。他的下巴总是微微仰起的，全程翘着二郎腿，摆了副算命先生的架子，跟许多恭谦有礼虚怀若谷的作家比世俗气有些重。几要著作等身的刘震云的这套做派多少有点恃才，不过也没什么好指摘的，毕竟他是有真才实学的，跟很多胸无点墨肤浅粗疏却好为人师的朝中大员比，刘至多是本本分分多少有点个性而已。

主持人拿着提词卡，不咸不淡地问了几个网上都搜得到的问题后，应刘编剧的要求，话筒下放给了观众。一个叫Kevin的老外拔得头筹，却被泼了冷水。他提了一个最显而易见但国人一定不屑一顾的幼稚问题，为什么全片丝毫没有中共的影子？老外总是对中共在各个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饶有兴致，尽管这部片子讲的是建政前的故事，尽管当时表先进生产力的还没有轮到住窑洞的那伙人，可拆解这个问题牵扯甚大。最现实的是审查制度，政治正确的做法是只能突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日军的凶狠残酷，你能探讨抗日正面战场谁的贡献大吗？你能拍两条四二年初的延安整风（有兴趣的看看可以看看高华的著述）吗？既然都行不通，那干脆就只字不提。这么看显然刘没法正面诚恳地作答了，不过令我意外的是，他连敷衍的兴趣都没有。他晃晃脑袋，干笑了两声，直接让主持选了第二个提问者。观众里的老外立马就炸了，抱怨和嘘声此起彼伏，有人直接喊“This is New York, not Beijing!”说实话，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对于深谙不要没事儿找事儿之道的国人，尤其是既得利益者，我就是懒得理你，你能怎样？

刘这种只挑自己想回答的问题的态度让我觉得有些作家还是最好不要离他太近，毕竟距离产生美，跟他作品交流无妨，看看网上的书评无妨，但是这次见了本尊不免有了些异样的感觉。我想既然开了问答环节，在言论自由的土地上，讨论的又是学术和艺术的问题，如果刘真是担心在这不到二百人且近一多半是老外的观众里还混着国宝所以要保持政治警惕性，那他至少可以拿出点作家的幽默感诚恳地表达一下苦衷从而化解，如此悭吝的无视，显然有失身份。

刘这一晚一共被喝了两次倒彩，第二次不怪他，是口译的原因。其实口译也不容易，刘作家引经据典挥斥八极，一会儿是诗化的语言，一会儿是哲学家式的思考，口译员后来显然力不从心。刘欲给1942年河南饥荒300万死难者这一人数概念做个贴近西方理解的直观对比，就拿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110万人的数字做参照。翻译拿不准“奥斯维辛”怎么处理，索性这个名称就略过没翻，这下可捅了篓子，因为没了定语，听起来就是二战全部的集中营死去了110万人，当场就有老外大声疾呼二战死了6000万，当然这也把概念放大了，只是他们对二战史就像我党对26年前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一样敏感，是忽略不得的。台上的也有些乱了阵脚，一番七嘴八舌的解释后，这小小的骚动才得以平息。

从看片到互动的过程一晃即逝。无论是观影带给我的思考还是问答过程中因文化和翻译所产生的种种龃龉、尴尬和针锋相对，都让我感到十分舒畅，中西大相径庭的思考模式和观点看法相互激荡总是让人享受。对于《1942》网上也是褒贬不一，不作苛刻的解读，我只想提一下它也有用心良苦之处。国人都是爱联想会联想善联想的，单这片名就得让多少人重新去回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历史。它还提了王芸生，提了《大公报》，提了也许就会有人记住。现在这份香港人都不怎么看的亲共报纸百年前在中国新闻界犹如泰山般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超拔于党派之外，兼评国共两党，是兢兢业业履行舆论监督义务的一面旗帜。最初的主编张季鸾，如今也是为历史选择性遗忘的一员，他的葬礼上蒋中正亲来执笔了“文行同钦”四字以致诚敬。后来王芸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就是一个完整的理想和人格被碾压的故事，不多赘述；而就是几年前的新闻，张季鸾的墓旁建起了臭气熏天的养猪场，现在不知当地政府如何处置。

最后我想说说刘震云提到的关乎民族性的问题，影片里被蒋委员长遗弃的河南荒民可以得到日本的救济粮，前提是要替日军服务，帮助对抗国民党军，这时的灾民应如何自处？刘又引述了萨特的《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做补充说明，二战中德军攻占巴黎，扶正了原本糟糕的巴黎的公共秩序，在公交车上一名德军军人甚至绅士地给一位法国女士让座，这时这位妇女选择坐还是不坐便成了和吃不吃日本救济粮一个性质的问题。河南饥荒不是人性的博弈论，是生与死的关头，卖国求荣或甘为奴隶可能好过成为野狗的腹中物。当饥饿已将人逼入不复有羞恶廉耻仁爱之心的绝境，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无可厚非的。

这样的绝境至今仍潜伏在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表象下，社会不公正的横行砥砺了一小波人却迷惑了大部分人，这一小波人成了我们眼中高山景行正气凛然的代表，但大部分人却在社会的虚虚实实中丧失了准绳，唯一能做的就是绝不将自己置于任何道德的困境，总能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圆融的辩解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坏人鲜有负罪感，贪官不觉得自己拿错了，奇葩不认为我与世界为敌，还有很多觉得自己努力了的人看不到未来。

文末引一段资中筠女士的文字表明心志:“本人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