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动物学家，我不能以通常的伦理道德方式去研讨性“怪癖”，诸如

观淫癖，手淫，同性恋等。我只能用人口繁殖与否这样的生物伦理原则来讨论问

题。如果有什么性模式妨碍生殖，它们就应该被视为货真价实的生物学上不健全

的模式。僧侣、修女、长期独身的男子和女士、长期的同性恋者等人群，从人口

生殖的意义上说，都是不正常的。社会养育了他们，可是他们并未作出回报。同

样，应该认识到，从生殖的角度说，活跃的同性恋者并不比僧侣更异常。还必须

说明，没有任何一种性习惯——无论它对某一种文化来说是多么的令人厌恶和淫

秽，都不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去进行批评，只要它不阻碍总的生殖趋势。既使是最

稀奇古怪最精心设计的性行为，只要它有助于配偶的受孕，只要它有利于增强配

偶的关系，从生殖上来讲，它就完成了使命；从生物学上来讲，它就应该和最

“恰当”，最受赞赏的性习俗一样被人们接受。

　　但我必须指出，有一条重要的例外，以上勾勒的生物伦理道德在人口过分拥

挤的情况下似乎并不适用。

　　人类自己在迅速走向人口过剩这一情景。我们已经到了不容再自负的关头。

解决的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减低生殖率又不影响现存的社会结构，防止人口数量

增加又不阻碍人口质量的提高。避孕技术显然是需要的，但是又不能让它破坏基

本的家庭单位。实际上，这种危险微乎其微。尽管有人担心，广泛使用完善的避

孕用品会导致乱交，但是这一可能性很小——人类强烈的配偶趋势保证不会发生

乱交。

　　麻烦在于，作为一种性现象，器械的和化学的避孕手段基本上是新鲜事。许

多代人体验过避孕、形成了新的传统之后，究竟避孕对社会的基本性结构有何影

响，这要过一段时间才弄得清楚。也许它会给社会——性系统造成间接的、难以

预测的扭曲或破坏。但是谁知道呢，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然而，无论如何，

倘若不限制生育，其它选择就更加有害。

　　记住人口过挤的问题，就可以认为：急剧减少生殖率的需求自然应解除人们

对不育人群生物学意义上的批评，这些人有僧侣、修女、长期的单身男女和持久

的同性恋者。纯粹从生殖上说，这一看法确有道理，不过它没有考虑其它社会问

题；有的时候，除了他们独特的少数人的角色之外，他们也许还得面对其它的社

会问题。尽管如此，只要他们在生殖范围之外仍然是善于适应、颇有价值的社会

成员，就应该把他们当做是没有给人口爆炸推波助澜的宝贵的社会成员。